时，宋军在船上发射火箭、投掷火球，焚烧金军战船。完颜亮原本以为宋军不堪一击，却没想到遭遇顽强抵抗，金军战船被烧毁无数，士兵死伤惨重。此时，金军内部爆发兵变，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军被迫撤退，南宋得以保全。

这场对台戏的核心是“以弱示强”：虞允文通过营造“兵力雄厚”的表面假象，与金军的“强势进攻”形成对立，同时利用舆论造势动摇敌人军心，最终以少胜多，成为南宋历史上着名的以弱胜强战役。

（三）商业民间类：以局竞逐的利益争夺

1. 清光绪山西常家与段家的戏台对台戏（公元1880年）

时代背景：清光绪六年，山西遭遇三年大旱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当地大户常家在灾荒中开仓放粮，修建戏台赈济百姓，赢得民心；而段家曾在灾荒中囤粮抬价，被巡抚充公财产，划归常家，段家长子段金鹏失踪三年后归来，欲夺回产业。

博弈过程：段金鹏归来后，向常家发难，声称要在常家戏台对面唱对台戏，若常家输了，需归还段家产业。常家戏台高大气派，还请了着名的晋剧班子“红遍天”，而段金鹏初归，看似毫无根基。但当晚，段金鹏利用在终南山学到的技艺，联合当地工匠一夜之间在常家戏台对面建起一座更高大的戏台，引发百姓轰动。

第二天开戏前，段金鹏又设法拉拢“红遍天”戏班转至自己的戏台演出，常家戏台陷入“有台无戏”的窘境。这是段金鹏的“镜像复制法”：复制常家的戏班资源，形成直接对抗，试图通过“戏台竞演的胜利”逼迫常家认输。

常家当家常远并未慌乱，他早有准备，立即启用备用方案——请当地工匠连夜雕刻了城隍、土地、判官等泥塑神像，穿上戏衣，安排人在后台操控，上演与段家戏台一模一样的剧目。常家戏台的“演员”造型独特、表演新颖，迅速吸引了观众注意力。段金鹏见状，多次试图干扰常家戏台演出，却都被常家提前安排的护卫阻止。

最终，段金鹏的戏台因搭建仓促，在演出过程中部分坍塌，他跳上常家戏台欲寻衅滋事，才发现“演员”竟是泥塑神像。此时，常远拿出段家的房契、地契和历年产业账簿，表明自己一直为段家保管产业，从未据为己有。段金鹏深受感动，认输离去。这场对台戏中，常家以“泥塑戏班”回应段金鹏的“真人戏班”，通过“以静制动”破解了镜像复制的对台策略。

2. 清光绪恩阳古镇会馆对台戏（公元1890年前后）

时代背景：清末四川恩阳古镇是川东北重要的商业集散地，江西、湖广等地商人在此修建会馆，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会馆不仅是商人联谊场所，更是戏曲文化的竞争舞台，各会馆通过“对台戏”比拼实力、招揽客源。

博弈过程：湖广禹王宫与江西万寿宫是古镇两大主要会馆，为争夺商业话语权和民心，形成了“春秋两季对台戏”的传统。万寿宫规定每年春分、秋分举办“迎神戏”，必演弋阳腔《目连救母》，戏班阵容强大，还会邀请周边乡镇的名角参演；禹王宫则针锋相对，每次都邀请另一支戏班在戏楼两侧同时竞演，上演不同剧目，让观众用银簪投选优胜者。

这种对台戏采用“利益诱导+舆论造势”的手法：万寿宫以“传统名剧”为卖点，强调文化正统；禹王宫则以“选择自由+有奖竞猜”吸引观众，银簪投选的优胜者不仅能获得会馆奖励，还能提升戏班名气。为了在对台戏中取胜，两家会馆纷纷重金聘请名角，改良剧目，甚至创新表演形式——万寿宫的戏班增加了杂技表演，禹王宫则融入了川北民歌元素。

对台戏的背后，是商人的商业竞争：获胜的会馆不仅能赢得民心，还能吸引更多商户入驻，提升会馆的商业影响力。这种对台戏最终催生出独特的戏曲生态，麻石垭艺人陈登翰组建的川剧班社，就是在这种竞争中创立了“蛇形步”身段体系，被载入《川剧艺术通论》。

3. 民国上海“香烟品牌”对台戏（公元1925-1930年）

时代背景：民国时期，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香烟市场竞争激烈。英美烟草公司凭借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占据上海香烟市场的主导地位；而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立志打破外资垄断，推出“红双喜”“白金龙”等品牌，与英美烟草展开激烈竞争。

博弈过程：英美烟草公司采用“低价倾销+广告轰炸”的策略，将旗下“哈德门”“老刀牌”香烟降价销售，同时在上海各大报纸、广告牌上刊登广告，雇佣艺人在戏院、茶馆宣传，形成“外资品牌”与“民族品牌”的对立阵营。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则以“爱国情怀+品质提升”为核心，上演一场对台戏：首先在广告中强调“中国人抽中国烟”，呼吁民众支持民族工业，与英美烟草的“外资品牌”形成价值观对立；其次，投入资金改良生产技术，提升香烟品质，推出“红双喜”香烟，以“喜庆吉祥”为卖点，针对婚礼、节日等场景进行营销；此外，南洋兄弟还邀请当时的电影明星阮玲玉、胡蝶为品牌代言，提升品牌知名度。

为了进一步争夺市场，两家公司还在销售渠道上展开对台戏：英美烟草凭借资本优势，垄断了上海大部分烟摊、杂货店的销售权，禁止其售卖南洋兄弟的香烟；南洋兄弟则另辟蹊径，与上海的国货商店、百货公司合作，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