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的销售柜台，同时组织推销员深入街头巷尾、工厂学校进行推销。

这场对台戏持续了五年之久，最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凭借爱国情怀营销和精准的市场定位，成功占据上海香烟市场的三成份额，打破了英美烟草的垄断。而英美烟草公司也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单纯依靠低价倾销，而是推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香烟品牌，双方形成了长期竞争的格局。

三、现代骗子惯用的对台戏诈骗手法与案例

现代社会中，骗子将对台戏策的核心手法与科技手段结合，打造出更具迷惑性的诈骗陷阱，其本质仍是通过“制造对立场景”制造虚假选择或冲突，诱导受害者上当。以下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及真实案例：

（一）虚假公检法诈骗：权威镜像与恐吓对立

核心手法：骗子模仿公检法机关的“权威形象”，制造“合法调查”与“违法嫌疑”的对立场景，通过伪造证件、话术恐吓，诱导受害者“自证清白”，进而转账汇款。

案例1：西安特大涉台电信诈骗案（2015年）

犯罪团伙由11名台湾籍嫌疑人组成，在西安设立5个窝点，实行公司化运营，有“老板”“培训师”“业务员”等明确分工，还制定了标准化诈骗剧本。他们冒充台湾“公检法”工作人员，向台湾居民发送“医保卡信息泄露”的虚假短信，随后电话跟进，声称受害者涉嫌“医保诈骗”，需要配合“调查”。

为增强迷惑性，团伙设置“严厉调查”与“协助脱罪”的对立角色：“调查角色”由“检察官”“警官”扮演，语气严厉，出示伪造的“逮捕令”“涉案通知书”，强调“不配合将立即逮捕”；“协助角色”则由“财务专员”扮演，“好心”告知受害者需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才能“洗清嫌疑”。受害者在权威压力与“自证清白”的诱惑下，往往轻易转账。该案涉案金额近3000万新台币（约600万人民币），其中一名受害者被骗走2127万新台币。

案例2：高雄“自然人凭证”诈骗案（2024年）

诈骗集团上演“多角色配合”的对台戏：首先由“高雄市社会局人员”致电60岁退休女子，声称其证件遭冒用盗领补助，要求她到户政事务所办理“自然人凭证”；随后，另一批骗子冒充“高雄市警局人员”，在户政事务所与女子“会面”，以“核实信息”为由，通过“自然人凭证”查询其名下所有财产。

接着，骗子制造“涉案风险”与“脱罪方案”的对立：一方面强调“若不配合，将以诈骗罪起诉”，制造恐慌；另一方面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女子将所有存款取出面交，甚至以“自证清白”为由，诱骗她将台北的房产抵押，获得1200万新台币后转入指定账户。女子质疑时，骗子竟嚣张呛声“我就是诈骗，你能拿我怎么样”，此时女子才幡然醒悟，前后共被骗走2000万新台币，房产也面临被赎回的困境。

案例3：北京“涉嫌洗钱”虚假调查诈骗（2023年）

骗子冒充“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通过网络电话联系受害者，声称其名下银行卡涉嫌洗钱犯罪，并发来伪造的“立案通知书”“逮捕令”照片。为增强可信度，骗子还将电话转接到所谓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由另一人扮演“检察官”，继续恐吓受害者。

骗子制造“被通缉”与“协助调查脱罪”的对立：“检察官”表示，受害者需将名下所有资金转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安全账户”，接受“资金核查”，核查通过后即可“洗清嫌疑”。受害者因害怕被逮捕，按照骗子要求，将500万元存款转入指定账户。转账后，骗子以“需要缴纳保证金”为由，继续索要资金，受害者才察觉异常，报警求助，但资金已被骗子转移至境外，无法追回。

（二）网络投资诈骗：正规平台与内部渠道的利益对立

核心手法：骗子搭建“正规投资平台”与“内部优惠平台”的对立场景，通过“低风险、高回报”的利益诱导，让受害者在对比中选择“内部平台”，最终卷款跑路。

案例1：虚假数字货币投资诈骗（2024年）

骗子首先在短视频平台推广“正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展示虚假的交易数据和盈利截图，吸引用户关注；随后，通过客服私信或社群邀请，向用户推荐“内部专属平台”，声称该平台是“与正规平台合作的优惠通道”，手续费更低、回报率更高（承诺日息3%-5%），形成“普通平台”与“内部平台”的利益对立。

为增强可信度，骗子还会安排“投资老师”指导操作，“客服”解答疑问，甚至组织“盈利晒单”活动，让部分“托儿”在群内分享虚假的盈利截图。受害者在“内部平台”的高回报诱惑下，纷纷投入资金，初期确实能收到小额返利；当受害者加大投入后，平台突然无法提现，客服失联，“内部平台”彻底关闭，而所谓的“正规平台”也与骗子无任何关联，只是被用来做对比的工具。

案例2：虚假股票配资诈骗（2023年）

骗子在微信、抖音等平台发布“股票配资，杠杆10倍，保本保收益”的广告，吸引炒股爱好者关注。他们首先向受害者推荐一个“普通配资平台”，声称该平台杠杆低、收益一般；随后，又推出“VIp专属配资通道”，声称该通道是“券商内部合作渠道”，杠杆高达20倍，且有“专业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