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军户仍日渐减少。当时的兵部尚书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

因此，后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原，本按照大明朝的卫所制度，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

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

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他本来就是一名卫所兵，后来还是找人顶替之后，才逃离了卫所的。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

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

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

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

但明宣宗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这个目标逐渐难以达到。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就开始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

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从此以后，大明朝开始有募兵之举。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

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下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朝初年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后大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的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

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百分之七十左右。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

实际上，到了嘉靖年间的时候，整个大明的卫所，都不再能够承担其本身的军事职能了。各级军官变成了地主，士兵们则全部都变成了农奴。

从这个时期开始，募兵制度就变成了一个常态。募兵制从此就成了大明朝的正规军事体制。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因为朝廷不停的向各级卫所拨发军饷。一方面，因为军田的种植不用负担国税。所以，从总体上讲，卫所的士兵们（农奴）们的生活，基本上还可以过得去。他们虽然吃不饱，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彻底的饿死。

但是，这一情况，从万历年间开始彻底的改变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小冰河气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爆发。

仔细的研究万历以后明代的历史材料，就可以发现，从万历时期开始，中国大地上，不仅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各地卫所的兵变，也逐渐的变成了一种常态。

军户的人数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卫所的土地总量不仅不会增加，而且在军官和士绅们的吞没掠夺下，还变得越来越少。再加上各种水旱灾害不断的爆发，粮食产量大规模的下降，这就导致，整个大明朝的兵变，变得越来越多。

就以杨守业的祖父来说吧，作为一个世袭百户，归到杨家名下的军人，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一百人。但是，实际上，杨家名下真正的兵丁只有四十多个。原本一个百户名下的军田，怎么也得几百亩。而实际上，杨家分到的土地总共才三十多亩。

所以，名为六品武官的杨家，一年下来，把应该上交给上级的军粮（虽然不交国税，一样要交粮食上去）交上去之后，剩下来的粮食都不够给本百户的军兵们糊口的。

整个杨家麾下的四十多个军兵，只有十几个人是在杨家负责耕种土地的。其他人都是在杭州城里打工为生的。

别看杨家似乎挺惨的，一个六品武官的日子，好像不应该这么落魄。但是实际上，杨家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毕竟身处杭州富庶之地，军户们的逃亡情况还不严重。

事实上，在天启崇祯年间，大明朝军户的逃亡比例，基本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以大明朝的根本重地，北京来说。纸面上，北京城里最少有军兵二十万以上。但是，在嘉靖年间的时候，北京城里就没有任何能够作战的士兵了。

嘉靖时期，蒙古兵包围北京城的时候，道君皇帝手下的重臣们，没有办法从北京城里弄出一个可以出城作战的士兵。

蒙古兵还是因为奈何不了北京城的城墙，天气越来越暖，各路援兵正在赶往北京的情况下，主动的撤离了北京，回到草原上的。

由此可见，到了天启年间，在小冰河气候下的卫所兵们，他们的农奴生活会多么的凄惨了。

即使是在杭州城这样的天下富庶之地，杭州卫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