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的天雄军在明末军队里的战斗力算的上是出类拔萃了，但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仍旧是封建制度下的雇佣军，那么在失去了粮饷补给的情况下，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表现，并不会比历史上“贼”将军左良玉的“贼军”的表现好到哪里去。

骚扰沧州城内的百姓都是小事情，杀人抢劫，强尖放火这类因为某种敏感的末日预感而产生的疯狂举动在沧州城内是随处可见的。

在没有了军饷和军粮的情况下，孙元化和卢象升的身份因为明王朝中央政府覆灭的消息已经全面的传播开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手笔），也不再具有威慑力和权威性了。在复兴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前，孙元化和卢象升的主要工作就是努力的维持沧州城内的秩序，尽可能的控制军队。

倒是托了复兴军的福了。在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三万大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后，因为共同的敌人，因为共同的威胁，孙元化和卢象升反倒是快速的恢复了自己对军队的控制。

可是当复兴军表现出了匪夷所思，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犹如妖魔鬼怪的战斗力之后，沧州城内的秩序迅速的重新陷入失控状态。

后世有一个比较戏谑的说法，说的是在先进的组织和政党面前，所有的敌人都会表现出一副“天下何人不通共”的可笑状况来。

同样的情况复兴军面对的也是非常的多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的话，在复兴军进攻明王朝政府军和闯军把守和控制的城池的时候，无论是明王朝政府军还是闯军，都会在复兴军展现出强大的看起来根本无法对抗的战斗力后迅速陷入到因为绝望产生的混乱状态，然后在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的促使下，对自己把守的城池内的群众进行抢劫和掠夺。

他们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以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为思想原则的复兴党方面所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是在人民的面前毫无顾忌的撕掉了自己的一切伪善面具和天然合法性的行为。

在复兴党打败敌人，接管当地之后，正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恶行，才使得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主动积极的救助和帮助人民群众的复兴党，获得了天然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才使得全心全意的救助和帮助人民群众，把非法乱纪的歹徒乱兵进行公审并吊上绞刑架，为人民群众主持正义的复兴党，迅速的获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拥护的直接原因。

沧州城内的山东新军和天雄军在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为期两天的围困下，迅速的堕落成了乱兵土匪，肆无忌惮的对沧州城内的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杀害和抢掠。

面对陷入疯狂的统治者，人民群众会指着太阳，说出“恨不与汝偕亡”这样决绝的话来。在沧州城内的天雄军和山东新军陷入疯狂之后，沧州城内的百姓也是恨不得城外的军队快点儿杀进城来，好和城内的乱兵一起死掉。

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复兴军还没有进城呢，民心这个东西就已经在复兴军方面了。

因为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和复兴军的指挥员们在战术上体现出来的机械性和教条性特征，特别是因为复兴军人民子弟兵的性质。为了尽可能的不误伤人民群众，为了在战斗中充分的发挥出复兴军的强大战斗力和复兴军指挥员的能力来，“尽量的避免攻城战”，“尽量的变攻城战为野战”，成了复兴军的一个军事特点。

按照复兴军在辽南根据地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围三阙一”的战斗策略在攻城战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司令李明德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把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由一万人左右的部队对沧州城的两个方向上发起进攻，而另外的两万人，则被李明德分层次的布置在其他的两个方向，形成了一个包围网。

当一万多复兴军从两个方向上攻入沧州城之后，就会不断的驱赶着城内的明军逃兵们向另外的两个方向投入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网中。

会出现张永涛一个排面对一千多明军逃兵的情况，就是因为总人数两万人左右的复兴军包围圈对于六七万明军逃兵还不够严密，才使得小股逃兵突出了包围圈和张永涛部相遇。

像复兴军的大部分战斗一样，沧州战役从宏观上说也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要知道只有在作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在同等战斗力下非常悬殊，或者作战双方的实力相对平衡的时候，那些层出不穷的计策和谋划才会让战斗过程显得精彩纷呈。

西方殖民者轻松的屠杀掉成千上万处于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这种战斗会有什么好精彩的地方吗？除了无耻和残暴，这样的战斗没有任何可说的地方。

武器装备近代化，思想组织革命化的复兴军面对存在文明等级差距的封建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个过程真的没有一丁点精彩和有趣的地方。

在一部叫做《上帝也疯狂》的电影里，一个玻璃瓶子就可以对一个原始社会阶段的非洲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彻底的颠覆了他的生活和观念。那么装备近现代武器的复兴军，三五炮就轻易摧毁了作为天雄军和山东新军心中最后依靠的厚重城墙之后，一场太溃败、大逃奔、大投降就成了天雄军和山东新军最后的结局。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溃败，作为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领导者，孙元化和卢象升的表现截然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有着科学的信仰的人和有着非科学信仰的人就更是不一样了；有着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