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荡荡，只有几辆巴士在路边停成一列。这种巴士很常见，车身漆着绿色和白色，尾部的台阶供乘客上下车。女孩曾和她的妈妈以及弟弟坐过这种车进城。

警察们命令他们上车，人们推来搡去的。她再次张望，但并没有看到那些身穿灰绿色制服的德国人。德国人粗暴、蛮横，说着含混不清的法语，只会叫女孩害怕。眼前的人都是警察，而且还是法国警察。

透过布满尘埃的车窗，女孩看见外面一个认识的警察，他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曾在女孩放学回家的途中护送她过马路。她敲了敲车窗，想吸引他的注意力。当他的目光与她相撞的刹那，他飞快地移开了。她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窘迫，是那种近乎恼怒的窘迫。当他们一个个被塞进车厢里时，一个男人提出了抗议，警察立马粗暴地推了他一把。一个警察叫嚣着，要是有人胆敢擅自离开，他就立马开枪，格杀勿论。

女孩无精打采地看着大楼和树木渐次后退。她的脑海中全是被遗留在家中的弟弟，他还躲在壁橱里等着她回去。她一直在想他，也只能想他。跨过大桥，她看到了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他们要去哪儿？爸爸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恐惧笼罩了全车的人。

一声雷鸣划过了天际，吓坏了所有人。大雨倾盆而下，雨势大得连车也不得不停下来。女孩听见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车顶上。骤雨很快就停了，巴士重新起程，车轮轧过闪闪发亮的鹅卵石路面。太阳出来了。

车停了，人们走了下来，手上要么提着行李，要么抱着哭泣的婴儿。女孩不认得这条路，她从没来过这里。道路的一头竖立着地铁标志。

他们被带到一座浅色的宏伟建筑里，墙上写着巨大的黑字，但女孩看不懂。她看见整条街上乌泱泱的都是如他们一般的家庭，警察吆喝着其他几辆巴士的人下车。他们仍旧是法国警察。

她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被推进一个大型的室内运动场，场内和观众席的铁座椅上早已挤满了人。得有多少人呢？女孩不知道，起码有上百吧，但警察还在不断地命令其他人进来。女孩抬起头，阳光正穿过巨大的圆形蓝色天窗无情地照射进来。

爸爸给全家人找了个座位，让他们坐下来。女孩看着人潮仍旧在不断地涌进来，场馆里越来越拥挤了，周围越来越嘈杂了，人群的低语混杂着孩子们的哭泣和女人们的呜咽。烈日高升，燥热难耐，体育馆里更加拥堵了，人们摩肩接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

“爸爸，”女孩问，“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不知道，我的甜心。”

“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儿？”

她伸出手，按着缝在衬衫胸前的黄色星星。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她说，“每个人都有这个。”

她的爸爸苦笑中带着一丝哀戚。

“是的。”他说，“因为这个。”

“这不公平，爸爸！”女孩皱着眉头，嘶哑地说，“这不公平！”

他拥抱了她，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

“是的，我亲爱的女儿，你是对的，这不公平。”

她依偎着爸爸，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缝在夹克上的黄色星星。

约莫一个月前，妈妈在他们所有的衣服上都缝上了黄色的星星，除了她弟弟的衣服，其他人的衣服上都烙印上了这个标记。在这之前，他们的身份证上都加注了“犹太人”几个字。忽然之间，他们丧失了很多之前拥有的权利，他们不能进公园玩，不能骑自行车，电影院、剧院、餐厅、游泳馆统统成了雷池禁地，更别提在图书馆里借书了。

她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这样的标志牌：“禁止犹太人进入”。不过她爸爸工作的工厂门口却写着大大的“犹太人经营”几个字。妈妈必须在四点过后才能上街采购，但是根据政府的限额配给，那个时候商店早就抢购一空了。要是他们想搭乘地铁，只能上最后一节车厢，而且必须在宵禁前回家，直到早晨才能出门。还有什么是他们能做的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她想。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呢？她忽然发现，并没有人可以告诉她答案。

约书亚已经在会议室了，啜饮着他迷恋的淡咖啡。我慌慌张张地进去，在摄影总监班贝尔和专栏编辑亚历山德拉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从这里向外眺望，可以看到繁华的马尔伯夫街，这里距离香榭丽舍大道只有一箭之遥。我并不喜欢这一带，巴黎的这个地区一年四季不论何时都是车水马龙，而又流于俗丽。然而，夹杂在人潮如织的观光客之间，踩着宽阔却又满是灰尘的人行道来这里上班，却又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我为美国周刊《塞纳河风光》撰稿已经六年了，专门为旅居巴黎的美国人采集可以吸引他们兴趣的“当地风采”的主题，从社会文化生活，包括展览、电影、餐厅、图书，到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竞选。我们不仅出版纸质杂志，同时也在线上发布电子版。

这份工作很艰辛，截稿日期总是非常紧迫。虽然我很仰慕约书亚，但他简直就是个独裁的暴君。他对员工的私生活、婚姻以及儿女都不甚尊重。要是有人怀孕了，他就立刻不再用；要是谁家里孩子病了，他也会横眉冷对。不过，他的眼光相当独到，编辑能力和对时事的把握高人一等，员工们都对他言听计从。虽然我们在背地里难免会抱怨他几句，但对他也是心服口服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客，在巴黎度过了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