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说的？“没有人记得。何必呢？那段日子，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时期。”

我真希望她也能在场，一起看着我身边安静的人群和激动的脸庞。一名美丽的红发中年妇女站在讲台上高歌，清澈的声音胜过喧嚣的车声。总理接着致辞(17)。

“六十年前，巴黎以及法国境内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走向恐惧之路的速度越来越快。拘禁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的无辜人群笼罩在大屠杀浩劫的阴影之下。和往年相同，今天我们聚集在此地，谨记这个事件。让我们切记，许多法国犹太人曾经遭到迫害、拘捕，走完破碎的人生。”

我身边一名老人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无声低泣。我的心情随之起伏。他为何哭泣？他失去了什么亲人？总理继续致辞，我环顾周遭的人群。这里有没有人认识莎拉·史塔辛斯基，并且还记得她？此时此刻，莎拉有没有可能也在这里？她身边会不会有丈夫或子孙陪同？也许她在我身后，也可能就在我的前方。我仔细观察七十岁左右的妇人，在皱纹横生的肃敬面容中寻找一双细长的绿眼睛。然而审视这些哀悼中的陌生人并不礼貌，于是我低下眼睛。总理的声音似乎越来越有力而清澈，传到了众人耳中。

“是的，冬季竞赛馆、德朗西，那些临时集中营，死亡前的最后一站，都是在法国人的管理看管之下。的确，大屠杀的前奏就在此地展开，在法国政府的同谋下发生。”

周遭人群表情凝重，聆听总理致辞。总理以强而有力的语气发言，然而却无法抹灭人们哀伤的面容。群众对这番致辞报以热烈掌声，有人哭泣，也有人互拥。

纪尧姆陪着我上前去找弗兰克·李维，他手臂下夹了一份当期的《塞纳风光》。他向我致意，态度热切，介绍我们认识其他几名记者。李维没有停留太久便离开了会场。我告诉纪尧姆，我已经找出了泰泽克家公寓原住户的身份，我的公公守了六十年的秘密，这个发现让我们的感情紧密起来。我还打算找出这个当初从博恩拉罗朗德逃脱的莎拉。

再过半小时，我就要和娜塔莉·迪福尔在地铁的巴斯德站前见面。她要开车载我前去与她的祖父见面。纪尧姆亲吻我的脸颊道别，温馨地拥着我，祝我此行顺利。

我穿过车流繁忙的马路，手掌轻抚着小腹。如果我早上没有离开诊所，那么这会儿应该在米白色的病房内醒来，身边有个笑容满面的护士照顾。早餐托盘上会摆着香酥的羊角面包、果酱，加上一杯咖啡牛奶。然后我会在下午离开，脚步略显蹒跚，腿间垫着棉垫，小腹隐隐作痛，内心和思绪则是一片空白。

伯特兰没有与我联络，难道诊所已经将我放弃手术的消息告诉了他？这我就不清楚了。他还在布鲁塞尔，应该在今晚返家。

我不知道要如何启齿，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

我沿着佐拉街往前走，不想迟到，伯特兰的想法和感觉对我已经不再重要了。然而，这个令人不安的念头让我害怕。

我从奥尔良回到巴黎闷热的公寓里时，才刚入夜。我打开窗户探出身子，感受着外面蒙帕纳斯街上人车喧闹的气氛。实在很难想象，再过不久，我们一家人即将搬到安静的圣东日街。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二个年头，从佐伊一出世就没搬过家，这个夏天，将是我们在这个公寓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季。然而，我对这个公寓的喜爱却与日俱增：午后，阳光会落在宽敞的白色卧室内；顺着瓦万街就可以走进卢森堡公园；待在这个巴黎最迷人的区域里，能让人切身感受到整个城市的律动和令人愉悦的节奏。

我踢掉脚上的凉鞋，躺在柔软的米色沙发上。这一整天过得忙碌又扎实。但是我才刚闭上眼睛，电话铃声便将我唤回现实生活。我的妹妹来电，她正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办公室里。我可以想象到她坐在庞大的办公桌后方，鼻头上架着眼镜。

我简短说了自己并没有接受堕胎手术。

“噢，老天爷，”夏拉倒抽了一口气，“你没打掉孩子。”

“没办法，”我说，“我做不到。”

她忍不住笑了，我透过电话听到她的笑声。

“真是勇敢的好女孩，”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宝贝。”

“伯特兰还不知道，”我说，“他晚一点儿才会回家，他可能以为我已经打掉孩子了。”

我们分处在大西洋两端，没人出声。

“你会告诉他吧？”

“当然，一定得找机会解释。”

和夏拉说完话，我用双手护住小腹，在沙发上躺了好一会儿，终于感觉到生命力渐渐恢复。

我想起莎拉·史塔辛斯基，以及我在下午得到的数据。我根本不需要录下加斯帕德·迪福尔的叙述，也不必做笔记，一切就刻在我的脑海里。

整齐的小屋位于奥尔良市郊，除了一丝不苟的花园外，还有一只视力衰退的温驯老狗。我走进屋里，站在流理台边切青菜的老妇人对我点头致意。

加斯帕德的老手青筋毕露，他一边拍抚老狗干瘪的脑袋，一边用沙哑的声音说出故事。

“我和弟弟都知道战争期间家里有些麻烦，但是当时年纪小，所以也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事。祖父母过世后，我才从父亲口中知道莎拉·迪福尔的真实姓氏是史塔辛斯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祖父母藏匿她好多年。莎拉从来就不是活泼外向的女孩，总是有点忧伤，很难摸透她心里的想法。大人只说，莎拉的双亲在战争期间去世，才会由祖父母收养。我们虽然只知道这些，但也看得出来她的不同。我们一起上教堂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