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布的税收项目写满105张双面纸，有1900条之多〔10〕。税率也很合理。在17世纪早期的淮安钞关，将运输船只分成两等，以便征收船料，但这些资料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定义等级，只是规定一个等级收银0.058两，另一个等级收银0.029两〔11〕。在另外的事例中，船的宽度是5尺，暗示着载重量不会超过15吨，税额很低。然而似乎每通过一个钞关时，通行费重复征收，未载货的船只也不能免除。在16世纪晚期的北新关，钞关税实际上成为商税的一部分，税率徘徊于0.2%至3%之间。草席和锡箔的税率最低，黄铜的税率最高〔12〕。

在商人看来，最不利之处就是远距离运输的货物要重复纳税。官员们也可以在“报效”的名义下强征不在规定范围之内的税收。1583年，一位御史指出，运往北方的货物进入运河，临清关抽税60%，到河西务抽补40%。但至京师崇文门又要全部重征一次，这里的征税官员根本就不承认其他钞关的税票〔13〕。在一些码头，货物出店进店都要纳税。这种做法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后来所有运输的货物都被固定征收双重的税款，甚至未榷之货物也包括在内〔14〕。在16世纪晚期，从浙江运到北方的一船500石的白粮要在十二个不同地方缴纳关税、杂费。总额达70两白银，约为商品本身价值的20%。虽然白粮主要是用来满足皇帝的需要，但税费也要交纳〔15〕。

直到16世纪中期，钞关课额是比照以前的实际解额为基础来确定的，未必以最高额为标准，但应该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正常情况下，征收者完成额度是没有困难的。虽然理论上，官员如果超额完成征收任务就有被提升的机会。实际上并非如此。在道德被认为比效率更为重要的时代，过早打破税收记录的官员更可能被批评为自私自利，滥用权力，还会给继任者产生不必要的困难。有明一代，没有哪位官员因为试图增加税收而受公众尊敬。从当时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被分派到钞关的官员仅仅满足于完成定额。实际上，户部尚书周经（1496—1500年在任）在考核官员时对于那些课额多者给予下考〔16〕。

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前期，国家支出急速上升，钞关的课额也相应增加，课额的评定也是非常主观、武断，这导致了混乱，加剧了不法行为，征收也出现了亏空。

钞关的效率低下并不让人感到惊讶。钞关的运作很不协调，从来也没有任命一位主管有系统地组织工作。官员没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部里的官员仅作为份内之事完成责任，而省级官员却把征收工作看作是本地区的财政负担。普遍的反商业思想阻碍了官僚提高商人的利益，拓展他们商业活动的空间。无论是对日常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没有人试图使得货物在内陆水运网中更加方便地流通。对于大宗货物和零担货物运输的税收没有进行区分，这仅仅是因为商税的概念还未抛弃。当时有关钞关的资料也反映出了同样的态度。在他们关于运输的描述中，重点一直是短途运输的农业产品，例如阉猪、草垫、豆饼、蔬菜和储运的水果等，很少关注丝绸和瓷器之类商品〔17〕。1526年，皇帝不得不发布诏令禁止钞关向船上储运的柴米课税〔18〕。1693年户部尚书倪元璐上报说崇文门税关公布的则例中包括多达3000项属于不同商人税目，“每失报一纱一裙，通罚全单而又倍之”。他又说“见南中关署有书刊碑，漏货一件，通没一船货物之半入官”〔19〕。

钞关的工作人员很多。按照清代一条记录，晚明的淮安关，专职人员有12名官员和14名吏胥，加上11名佐贰及其吏员，还有212名书办〔20〕。这个机构的规模几乎等同于户部。但是从职责的分配上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员的工作只是逐条计算、登录各项船料。同所有明朝机构一样，钞关供给也从地方征用。北新关的记录表明，许多书办不给工食，钞关也要求里甲提供不给工食的隶卒，也要委任乡村代理人员对其辖区内1200艘船和3500名坐商按季度收税〔21〕。总之，钞关的工作由于农村经济的性质而受到限制，并不适合执行更加复杂的财政任务。

表16　1599—1625年8个钞关的税额（单位：两）

钞关

1599年

1621年

1625年

北新关

40000

60000

80000

浒墅

45000

67500

87500

扬州

13000

15600

25600

淮安

22000

29600

45600

临清

83800

63800

63800

河西务

46000

32000

32000

崇文门

68929

68929

88929

九江

25000

37500

57500

总计

343729

374929

480929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钞关课额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