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哪里可能去过大城市？

显然，那个时候我没有去过城市，我只是向往城市。我为什么要向往城市？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难道我是向往城市的繁华和富足吗？这个答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最初向往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幼儿，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向往繁华和富足，那我不是一个神仙就是一个妖怪。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弗洛伊德，站在弗洛伊德的立场上，我就似乎找到了答案，我在幼儿时期向往城市，是因为安全的需要，向往城市是表象，潜意识是寻找安全的庇护。城市之所以是城市，是因为那里聚集了更多的人。人只有和人、和更多的同类在一起，才是安全的，在这个问题上，小孩子和动物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大约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原因。我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讲，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我们的嘴巴，不能让我们的思想一经出口就随风飘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情感和观点储存下来，凝固起来，让它渗透在文字的砖瓦泥块当中，构筑一个又一个精神形态的建筑物，从而栖息我们的灵魂。

岁月和风雨一起从我们的身旁流过，很多年过去了，故乡的河床变窄了，集镇变高了，树变老了，山变低了，只有蓝天白云依旧，清风明月照常。许多亲人离我而去，而梦的记忆却日渐清晰。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自以为是地锁定了当年我母亲抱着我站立的那个地方——老家小镇汽车站T字形公路交叉口西北处，同我的出生地一路之隔的一个坡心，以那里为原点，再往西北方向五十米处，就是我襁褓时代视野里的的绿树和红楼。尽管我以后多次调查，得到结论那里过去并没有什么红楼，尽管那里现在只是几幢杂乱无章的民居，可我仍然坚信不疑，那里一定有过我的、也许是独属于我的红楼，它就是我梦幻的圣地，如同巴颜喀拉山之于长江黄河，它是我一切文学思维的源头。

有几次探亲回乡，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用我的脚板同我的故乡对话，我在那里怀念我的亲人，也在寻找我的童年，我在那里凝视故乡的过去，也在眺望故乡的未来。

坦率地说，我热爱的故乡并不是现实的故乡，我热爱的故乡是历史的故乡——童年小街的青石板路，霏霏细雨中的油纸红伞，夏日傍晚喷香的菱角米，老槐树下苍凉凄婉的说唱，小桥流水长又长，油菜花开麦儿黄……记忆中的故乡已经过滤了世俗和生活的烦琐，远离了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充满了诗情画意，洋溢着淳朴善良。她永远是碧绿树丛掩映的红楼一角，是一片海晏河清祥云缭绕的圣洁境地，是我思维世界里永不消失的海市蜃楼。

我想，我的创作得益于我对故乡现实的批判和未来的憧憬。我在对故乡的反刍和展望中寄托了我对生命的炽烈热情和虔诚追求，日复一日地酝酿着激情和灵感，常常让我文思泉源泪流满面，源源不断地滋生着创作冲动和想象力。

三

写作是贯穿作家生命始终的事情，就像设计师设计房子，有些理念可能早在童年时期的游戏当中就开始酝酿了。我前面说过，有一幢红楼，它于我的幻想中存在了几十年，一直似是而非，时远时近。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了“四面八方”这个成语，突发奇想，以四对人物的命运为四面墙壁，构造一个在大时代风雨中飘摇、在我们模糊视线中绰约伫立的城堡。于是乎，灵感勃发，思如泉涌，犹如天目顿开。我不能说《四面八方》是我童年梦想的结晶，但是我可以说，它同我的梦想有关。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是一幢楼。

《四面八方》就是一幢楼。这幢楼的基本轮廓是这样的——

小城皖西解放前夜，攻城部队兵临城下，一封公开的情书拉开了国民党军医学校四名同窗生死抉择的序幕。地下党员肖卓然釜底抽薪，策反同学反戈一击，成为新政权的翘楚；程先觉接受汪亦适劝说，先行一步赶往风雨桥头，跻身起义队伍；被特务裹胁的汪亦适劝说郑霍山携枪起义，阴差阳错，双双被俘。四个人的命运从此分野，历次运动此起彼伏，爱情友谊峰回路转，事业前程各有千秋。作品主要人物的遭遇阴差阳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新政权第一代领导人陈向真，清正廉明，鞠躬尽瘁。天地之间有杆秤，秤星就是老百姓，这句话从他的心里喊出来，他的追随者跟着喊了几十年。老八路丁范生，解放后当了领导干部，有补偿心理，多吃多占，后来发现老百姓还很困苦，翻然醒悟，终生赎罪，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是用这句话鞭策自己——这就是《四面八方》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也是一个特殊文学建筑的地基。

作品的主人公肖卓然，是一个被赋予了浓厚理想色彩的人物。事实上这个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皖西的老百姓建造一个体检大楼，从而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而知道怎样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粮食，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金子。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等于我们幸福了；我们幸福了，不等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