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还有一只沉重的土豆板条筐上了楼。

“你要干什么？”父亲问。

我把图画、照片和绣品逐一从筐里拿出来，开始往墙上挂。“你不是觉得圣尼古拉斯节很有意思吗？”我答道。“我们可以把房间也弄得有意思一点。”

“你在楼下干什么？”

“我干的事可多了。”我回答。我先把照片挂到绵羊图的四周。不过很快，我就不得不动用其他的几面墙壁。要挂起来的有镶嵌在镜框里的照片，照片有母亲和亨克的，也有荣获了冠军称号、戴着玫瑰花结的乳牛，还有祖父母和我的；还有我们出生（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时和父母亲举行婚礼时的绣品；还有一组由六幅蘑菇水彩画构成的系列真迹图。

“你这是干什么？”

“这样，你躺在这里就有东西可以看了。”我回答。

所有的东西都挂上了墙，我凑到近处，仔细地审视那些照片。其中的一张是母亲坐在扶手椅里的照片。她坐在椅子上，摆出一副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坐姿，双手十指交错，尊贵地放在大腿上，两腿矜持地并拢且稍微侧向一边——这姿势让她的上半身稍有点倾斜。母亲的眼睛看着摄影师，可那神情根本不适合她，带一点自傲，又似在勾引人，而稍稍向一边侧转的双腿让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我把这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放进土豆筐里；除了钉子和锤子，筐里已空无一物。

“不要把你母亲的照片拿走，”父亲说。

“不行，”我说。“我要把它放回到楼下去。”

“家里还有柑橘吗？”

“你想吃柑橘吗？”

“想吃。”

我展开相框背后的撑架，把母亲的照片摆放在壁炉台上。接着，我到炊具室拿了两只柑橘，送到楼上。我把柑橘放在父亲的床头柜上，然后走到窗口。冠鸦依然在白蜡树上：从这里望出去，我刚好与它四目相对。

“那只冠鸦是不是盯着你看？”我问道。

“不是，”父亲回答。“它是朝下面看。”

突然间，我想起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本来早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跑下楼，冲进厨房。就在橱柜旁边的那个墙角落里，放着一杆枪，那是父亲的猎枪。我拿起了猎枪。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也没有查看一下。端着猎枪的感觉有点奇怪。老早以前，是大人不允许我们动它，到后来，是我自己不想去碰它了。我把枪拿到楼上，靠着落地式大摆钟的一侧放好。父亲已经睡着了。他仰躺在床上，脑袋耷拉着歪向一边，口水从嘴角流到枕头上，拖出一条细长的线。

6

母亲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不认识她的人也许会觉得，壁炉台上的那张照片可笑至极：一个颧骨突出、眼睛鼓凸的农场主的老婆，好不容易算是把头发打理了一下，还竭力装出一副高贵端庄的姿态。当然，我是不会拿这张相片取笑的，因为那上面是我的母亲。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纳闷，为什么父亲——醒着的时候，他无疑会躺在床上望着老照片里自己年轻时英俊的模样——竟然会娶母亲为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端详着母亲的照片，想到躺在楼上的那个男人，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竟然嫁给了他。

现在，黑色大理石壁炉台上的物品已所剩无几：一个青铜蜡烛架，上面插着一根白色的蜡烛；一个旧铅笔盒，上面贴着一张白色斑纹奶牛画。别的小玩意儿以及其他的一些没用的东西，都被我一股脑儿收进了亨克卧室的一只箱子里。亨克的房间成了贮藏室，他的床从没让客人用过，而现在，各种各样的物品把床团团围住，那些物品都是他见到过、他认识的。如今，亨克的卧室成了一个旧日物品的汇集点，而就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卧室里，还躺着一个还在继续呼吸的老古董。继续呼吸，继续唠叨。就在此时此刻，我还能听到他在嘟嘟哝哝小声嘀咕。他是在与那只冠鸦聊天吗？在跟墙上的照片还是那六幅水彩画上的蘑菇讲话呢？

我和亨克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比他早出生几分钟。起初，大人们断定我们活不到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只有母亲始终坚信我们能够活下去。“女人就该生双胞胎，”据说，这是母亲第一次把我们抱在怀里给我们喂奶时说的话。不过，我不相信：这一类的说法总是从发生过的许多事、说过的许多话中被提炼出来，最终成了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一句话。其实，当时一定还说过许多其他的话，而这一句很可能是由父亲或医生说过的某一句话演变而来的。也许，母亲根本就没有说过什么。

我似乎记得一些我根本不可能记得的情景。从下往上，我看到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一个柔软、漂亮、高挺的隆起物之上。我看到她的下巴，记忆特别清晰的是，我还看到她微微鼓凸的双眼，她的眼睛并不是看着我，而是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并非某个具体、特定的地方：田野，或许堤坝。那是夏天，记得我自己的脚还碰到了别人的小脚丫子。母亲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但她的眼睛似乎能洞悉一切；父亲是个不停地说话的人，可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只要他一路经过，总能听到他在大呼小叫。

有人在敲窗户。特尼和罗纳尔站在前院里，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打着手势。我向门口走去。

“赫尔默！驴子跑出来啦！”罗纳尔说。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它们还在院子里呢，”特尼说。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也听出来了，他的弟弟其实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他们抢在我的前面，飞奔着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