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沿着窄窄的、空荡荡的公路渐渐远去。愈是靠近堤坝的方向，公路变得愈加的空无一人。她消失了，就像十一月份那个红色的自行车尾灯，消失在窗框的背后。

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至于你，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到此结束。”

我成了父亲的儿子。母亲一直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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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姆卡汽车（Simca），意大利人H．T．皮戈泽在法国建立菲亚特分部即西姆卡汽车公司，六十年代初，美国克莱斯勒欧洲分部接管西姆卡公司。一九八六年，西姆卡汽车停产并退出汽车市场。

(4) 奥兰治水闸（Orange Locks），荷兰重要水利航运工程，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二年间设计建成，位于阿姆斯特丹东部。工程使北海运河和艾瑟尔湾与须得海隔开，水位得到控制，并确保阿姆斯特丹与须得海之间的航行通道。

16

我在溜冰。接连四天，夜里都下了霜，大湖的湖面结了冰，只有湖中央还留下一个椭圆形的口子。只要能够留心鸭子、黑海番鸭和黑水鸡的动向，我就绝不会遭遇危险。这时，还看不到从阿姆斯特丹过来溜冰的人，他们不知道湖面上已经可以溜冰了。很多年前，湖面的冰也曾冻得非常结实，就在那一年，我买了一双比赛用溜冰鞋，因为我想要溜弯角，而穿着弗里斯兰(1)溜冰鞋是没法溜弯角的。现在，我就在溜弯角，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溜的圈子也越来越大。我保持微微下蹲的姿势，膝盖感觉有点僵硬。有些地方的冰是黑色的，溜得越快，冰面上出现的裂缝也就越少。在圣诞节到来之前溜冰——这是很久以前才有过的事。十来匹歇特兰矮种小马(2)傻乎乎地望着我，它们看不到冰面，它们看到的只是平静的水面。等到我下蹲的膝盖和腰背实在难以继续支撑的时候，我终于不得不踩了刹，要不然，我可能会一头冲进湖东岸那片已经干透的灌木丛中。如果天气一直这么冷下去，再过几天，我就能一直溜到阿姆斯特丹，或许还能绕着瓦特冈或伊尔彭丹兜上一大圈呢。

我学溜冰的时候，亨克和父亲都不在身边。虽说父亲自己是绝不会承认的，但事实上，他见到水面结冰就害怕。我和亨克，我们俩除了溜冰，其他的做什么都在一起。是我家农场的那个帮工教会我如何溜冰的，母亲也鼓励我去学溜冰。溜冰时，母亲穿的是花样溜冰鞋，她会在冰面上单脚着地优雅地快速旋转，还会8字形花式溜冰。她还会一边溜，一边时不时地冲着我喊：“没错！就是这样！”我一直以为，教别人溜冰，惯常的方法是拽着人一起溜，但农场帮工并没有拉着我，而是在背后推着我。他用粗大的手掌托住我的屁股，我的感觉就像是坐在椅子上；他的膝盖深深地弯着，整个身子几乎蹲坐在冰面上。一旦我大声叫停，他就会立马刹住，同时手掌也稳稳地托住我的屁股。在我的记忆中，他就那样跟我在一起溜冰，一溜就是好几个小时，母亲的8字形花式溜冰结束之后，他还会带着我继续溜很长的时间。但是，实际上，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父亲必定早就大步走来，严厉地提醒他，他不该在冰面上自娱自乐，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父亲还会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因为亨克这时正在家里照料幼崽。也许在帮大人收拣鸡蛋，也许在给家畜修剪尾巴。母亲已经回到厨房忙活开了，她也必定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因为她也同样饱受父亲的责备。跟农场的帮工一起溜冰，她的脑袋瓜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也许就在那一天——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我做别的事兴致很高——父亲就作出了决定，让亨克继承父业做农场主，虽然我是长子，当然仅仅比弟弟早出生几分钟而已。亨克在帮父亲干活，而我却在溜冰，还与帮工像朋友一样平起平坐。也许，有一大串的事情都让父亲得出一个结论：我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溜冰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桩。亨克死后，父亲没办法，只好将就着起用我，但是，在他的眼里，我始终是他迫不得已的选择。

我用力地蹬了几下，冰鞋带着我在冰面上滑行，很快，我就来到了芦苇丛中。刚才，我的木屐就是放在那里的。我脱下脚上的溜冰鞋，望着湖面上的水鸟。父亲把黑海番鸭和黑水鸡都叫作“水鸡”，因为他分不清它们谁是谁。今天，再过一会儿，我要去一趟父亲的房间，去看看窗玻璃上的霜花怎么样了。

想到霜花，我便想起了亨克和他暖和的床。

还没上公路，我就看到牲口商的卡车拐个弯进了我家的院子。我不用急着赶过去，他会四处找我的。不过，不用等他四处找遍，我就已经到家了。“四处”，这个词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瞬间，我仿佛看到牲口商正站在父亲床边的蓝色地毯上。他手里拿着帽子，脚趾头不停地扭动着，表情严肃，十分安静。父亲可不安静，他嘴里叽哩咕噜、喋喋不休地说着废话，我走进卧室的那一刻，他还在不停地罗嗦。我加快了脚步。草面上覆盖着一层霜，木屐踩在霜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抬腿一跃，跨过最后一道门，跑进了院子。

牲口商从库房里走了出来。看到我后，他似乎想举一下帽子，但旋即又改变了主意。“你有几只相当不错的小牛犊，”他说。

“是的，”我回答，这时，我还气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