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晶体管收音机搬到了楼上。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这还真是不错。夏天，在屋外粉刷的时候，我总是把收音机调到播报“环法自行车赛”(1)的那个台。我不在乎谁赢谁输，我只是想听电台里的实况报道。我先从天花板开始干起。天花板本来就是白色的，所以只需刷一遍涂料就可以了。墙纸上有图案，是典型的六十年代的那一类图案。一辆液罐车在雷韦克(2)附近侧翻，四个穿黄色工作服的人在清理撒石灰；建议附近的居民关闭家里所有的门窗。涂料很快就干了，随着涂料渐渐变干，墙纸上的图案越变越淡。原本，我只打算把墙壁和天花板粉刷一下，可是，活儿一旦开始干起来，我又发觉窗户的木框显得太亮，看着很别扭。六六民主党(3)的发言人特姆·德·赫拉夫正在解释首相直接选举有什么益处。“他们会给我们选出一个长着漂亮屁股的首相吗？”记者发问。这问题并没有让德·赫拉夫感到难堪。“只有记者才会把漂亮的屁股挂在嘴上，”他答道。我看着收音机，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居然是这样的对话。白色的房门光亮平滑。第一遍涂料上完后，我朝库房走去，我要去拿放在骷髅橱柜里的那种蓝灰色底漆。底漆罐一拎到手里，我就判断出，里面的漆足够我把房门和窗户都刷上一遍。我拿起那罐底漆、一张砂纸和一把刷子，重新回到楼上，开始非常仔细地用砂纸把木构件的表面磨光。油漆还没干。印度尼西亚的语言中原本也许并没有“溜冰”一词，但是，在雅加达的某个购物中心里，人们正在一个室内人工溜冰场溜冰。印尼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迹象，但是民众依然表示，他们再也无法容忍梅加瓦蒂(4)总统。底漆上完后，我又给墙壁刷了一层白色的涂料。涂料辊所经之处，壁纸的图案再次显现出来。今天晚上，我还得再过来看一看，我必须确保这第二层涂料能把图案完全盖住。目前，全国各地均有零星阵雨，之后，降雨带将由西向东推进。明天多云，午后起逐渐放晴。

我打开亨克房间里的电灯，把挡住去路的一些破旧杂物挪到边上，到里头去拿床头柜。我端起床头柜，把它拿到新房间，也给它上了一点底漆。随后，我顺便去父亲那里看一眼。

他嗅嗅鼻子，问：“你在粉刷？”

“是啊。”

“这次是哪个房间？”

“那个新房间。”

“为什么？”

“给新来的帮工住。”

“什么？帮工？”

“对呀。我没跟你提起过吗？”

“我一直躺在这儿，谁也没来跟我说过任何事情。”

“我跟你说过的，是你忘了。”

“我什么都不会忘，从来不忘。”

“随你怎么说吧。我买了鳗鱼，一会儿你要不要吃一点？”

“味道鲜美，”说着，他咧开嘴笑了。依然让人受不了，但不像往常那么糟糕。

晚上，我洗了个淋浴，洗了好长时间。我要让自己浑身湿透：暖洋洋、湿漉漉。我甚至不愿去想是否该把身子擦干。新房间的墙壁已经粉刷完毕，六十年代的图案彻底消失了。明天上午的任务：威卢克斯窗、房门和床头柜。明天晚上，我要把新买的床拼装好，然后把我以前用的旧床垫放在新床上，再把床头柜摆在床边。我发现手指尖已经被泡得起了皱，于是关上了水龙头。我快速擦干身子，快步穿过炊具室。我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梳理头发。壁炉里的火苗暖暖的，我的大腿和小腹烤得暖暖的。我转动旋钮，把温度从四档调低到一档，随即向卧室门口走去。

呱啦——，我听到外面传来这样的叫声。接着，又是四声。卧室的门，我没有关。钻进被窝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还没上床的那条腿在微微颤抖。我平躺下来用心地听，我竖起了耳朵，耳朵里却只有一片寂静。对于那只冠鸦来说，叫上五声，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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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雷韦克（Reeuwijk），荷兰一地名。

(4) 梅加瓦蒂（Megawati，1947年1月23日～），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第二个孩子、长女，印尼第五任总统（2001年7月23日～2004年10月20日）。

26

现在是上午十点三十分。乌云低垂，雨水从云层中落下来。跟往常一样，天气预报又报错了。厨房的灯亮着，灯光照射到前院里的歪脖子白蜡树上。冠鸦蜷缩在树枝上，不时地竖起羽毛，但并不展开翅膀，这时的冠鸦看上去就像一只在院子的水坑里洗澡戏水的麻雀。一只体形巨大的麻雀。我等待着。报纸就铺在我面前的餐桌上，但我无心读报。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电子钟发出嗡嗡的响声；面前的杯子里还剩下几口凉了的咖啡，楼上鸦雀无声。不仅楼上鸦雀无声，四处都鸦雀无声，雨水轻轻敲打着窗台；被雨水淋湿的公路上，空无一人。我孤独一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偎倚靠的亲人。

一九六三年二月，父亲开车在古沃海(1)的冰面上兜圈子，我和亨克并排坐在后座上。“一辈子难得这么一回，”父亲轻轻地笑着。我和亨克都紧贴着自己那一侧的车窗，两人之间离得很开。母亲留在蒙尼肯丹；她吓坏了。我们回到港口时，看到母亲在原地等着我们。她仍旧站在我们离开时她站着的那个地点，睫毛上挂满了一粒粒细小的冰珠。转到第三还是第四圈的时候，父亲在堤道的尽头把方向往右而不是往左打。开出去大约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