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似乎她认识她已有多年。

“呃嗯，”我沉吟着。

“你会这么做的吧？”

“我得再好好考虑考虑。”

“她也会过来，住在这里吧？”她竭力让这话听起来显得很随意。

“应该不会的吧？”我说。

“我这是在问你呢。”

“不会，我估计她不会来，她也没有提过这样的事。”

阿达回头看了一眼电子钟。她站起身。“我得走了，去足球队接孩子。”

“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不是已经离开啦？”

她看了我一眼，有点摸不着头脑。

“亚尔诺·科佩？他是不是已经走了？”

“噢，亚尔诺·科佩。没错，他已经走了。”

我陪着她一起穿过炊具室。

“她当时一定非常爱你的弟弟，”说着，阿达打开了通往挤奶间的门。

“你是说，她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亨克？”

“是的。”

“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名字。”

“再见，赫尔默。请代我问候你父亲，好吗？”

“好的。”

我看着她从贮奶柜旁边走过，出了挤奶间。她后背的模样显出一点老态，这一点，我以前却从未注意到。

我来到父亲的卧室，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阿达向他问好，随后就着手处理他的那一摊子事。我先让他在马桶上坐好，然后问他，他想在什么时候刮胡子，是淋浴前还是淋浴后。他说在淋浴之前，还说他要自己动手。我把挂在门厅里墙上的那面小镜子取下来，搁在水池上面，这样他只要坐在塑料凳子上就能看到自己。他花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两只手不住地颤抖，很难做到在把折叠器稳稳地搁在脖子上的同时拉动剃须刀。身子洗过之后，我又往他的头发上挤了一大团洗发香波。全部洗干净之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在凳子上坐一会儿。他说可以，但是两手必须紧紧地抓住膝盖，后背必须紧贴在瓷砖墙壁上。我上楼去，撤走床上的被褥，换上干净的床单和枕套。我发觉自己在一边忙乎一边吹着口哨。下楼前，我走到窗边去看那只冠鸦。“行啦，你就看个够吧，”我说，我发现它的眼睛正盯着我。不一会儿，父亲回到了床上，他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散发出一股清新味。

“我想吃几片法式烤面包，”他说。

“你躺在床上是不是时常会翻翻身？”

“翻身？我为什么要翻身？”

“如果一直就那样仰躺在床上，你会长褥疮的；一旦长了褥疮，你就得去医院；一旦进了医院，那就得了，再也别想回家。”

“是吗？”

“是的。”

“在皮尔默伦德吗？”

“皮尔默伦德的什么？”

“皮尔默伦德的医院。”

“你想去吗？”

“胡说，”说着，他闭上了眼睛。

但是，还没等我把门关上，就听到新铺的床单发出轻微的窸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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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耶诺德（Feyenoord），荷兰足球俱乐部，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九日成立，位于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以该市南部的费耶诺德区为名。与阿贾克斯和埃因霍温并称荷兰足球三巨头，垄断荷兰足坛近四十年。

25

我是最后一个范·沃德伦，说来也怪，我居然会对此那么的在意。我既无妻子，也没孩子，只有一个日渐衰弱的父亲，何况，他也从未在我面前谈起过家庭，因此，我也就从未想到自己会对血缘、亲人这类东西想得太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农场？我们的农场？这些我原本希望躲得远远的房屋、牲畜及土地，这些我当初迫不得已接受的东西，难道它们竟不知不觉融入了我的身体和血液？

从前，驴子围场的旁边有一间小屋，那是准备给亨克和丽特结婚时做新房用的。首先，农场帮工必须搬走；以后，亨克和丽特会有孩子，小家庭的成员会越来越多；最后，小屋里住不下了，他们一家就会搬到农庄的主屋里来。一切都已预先规划好了：在母亲的心里，她已经给那间小屋配置了家用物品。帮工被辞退后，父母把小屋出租给从阿姆斯特丹城里来的人，这些人只在周末和度假时才来住。我年过三十之后，父亲决定卖掉小屋，但母亲不同意。“谁也说不准的，”说着，她还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一九八七年秋季，一个星期天的夜里，从城里过来的人刚刚度完周末，小屋就起火烧毁了，那件事发生在母亲去世前大约八个月的时候。现在，每当春天，看到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开出的那一朵灿烂的木兰花，我都会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还剩一面边墙没有完全倒塌，但估计也不会长久了。

林业委员会想要买下这块地。

我有点后悔不该把旧床架扔到新年的篝火上。“又来买床啦？”昨天，我去床铺店买一张廉价的松木床，那个笑容可掬的销售员这样问我。“是啊，”我答道，“又来买床了。”需不需要配个床垫？不，我不需要床垫。来到另外的那家店里，接待我的不是原先那个扎黑辫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个年纪略大、倦容满面、无精打采的女店员。我买了一床单人羽绒被、两个羽绒被被罩外加两床相应尺码的白色床单，所有的都是减价商品。至于颜色或图案，我一概未加考虑。我对买到手的东西感到很满意。随后，我又去熏肉店买了一磅烟熏鳗鱼。我把床放进车里，床的一头从副驾驶旁边的车窗伸出去，另一头从后座左边的车窗伸出去。回家的路上，我的车开得尽量平缓，既不突然加速也不猛踩刹车。

开始干活前，我先打开窗户，又在蓝色的地毯上铺了一层报纸。事先，我还把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