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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一下。
我退后一步。“亚普。”
“你在亚普的屋子里吗?”
“嗯哼。”
“你们在喝酒吗?”
“是的,啤酒。”
亨克皱了皱眉头。
所有的门都敞开着。为了不用老看着亨克,我朝大厅那头的父亲看去。他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像一块石板,一声不吭,手里的报纸翻得沙沙响,但他并不在看报。
丽特不在,因为那天不是周末,而且已到了快要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此后,在八月底和九月初,我又去找了亚普好几次。
“你为什么老去亚普那儿?”父亲满腹怀疑地问。
“没为什么,”我说。
“他已经找到其他可住的地方了吗?”
“我不知道。”
“或者找到了其他的活干?”
“应该没有。”
“那你们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你过去从来不到他那儿去。”
“现在我去了。”
“奇怪,”父亲慢慢地说。“太奇怪了。”
我们面对面坐着喝啤酒,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椅子上,我很想抽根烟,但没有抽。屋里如此安静,他从来不把烟袋递给我,我拜访了他那么多次,他也从未谈起过父亲,实际上他几乎不说话,即便有话,那也是我在说。我还年轻,考虑的主要是我自己,很少过问有关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怎么会长着鹰钩鼻,甚至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从九月初开始,我就滔滔不绝地讲我最初的大学时光,我的功课以及我的同学。我没有成为农夫,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你看那些动物的神情跟你弟弟不同,”他说。
“此话怎讲?”我问。
他也解释不清楚。“你跟他不同,你看待事物是不同的,也许他看那只鸟也很不一样呢。”
“我根本不看它。”
“明白了吗?”
不知不觉,他帮我克服了某种障碍:在家里我能直视亨克的眼睛,多多少少不在意丽特的存在。“该来的一切总是要来的,”甚至在他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能听到他这么说。
我最后一次去这个农场帮工的小屋是在九月中旬。当时起居室里有很多纸板箱,书架上已有一半是空的,地毯已卷到沙发后面,收音机的插头已经拔掉。
“明天我要走了,”他说。“跟你父亲说一声。”
“你要去哪里?”我问。
“回弗里斯兰。”
“你是弗里斯兰人吗?”
他用弗里斯兰方言说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的口音?’”
“没有,从没注意过。”
“有空的话去那里玩。”
“我会的。”
最后一次,他用他的大手搂住我的脖子。“你不会有事吧?”
“当然,”我说。
“很好。”
我等待的东西从未及时来到,我也再没有见过亚普。秋天,我偶尔会走进那间空空的小屋,在那里我成了另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那里一直散发着烟草的味道。七个月后,亨克死了。几天之后,我便回家给奶牛挤奶。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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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这一段时间,没刮什么风。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和电视上的气象女孩——她总是神采奕奕的,因此,讲到高气压的时候,你总觉得她在跟你问好——报告说是晴天,可实际上却下雾了,而且非常冷。不管怎么说,几天前太阳已经开始露出来了,但还是很冷,冰冷的二月天,水沟上还结着一层冰,但我已经不用麻烦到大湖那去了。白天,气温会升到零度以上。阿达的丈夫在施肥,干活的并非他一个,阿达在洗衣服。这天气正适合做这两种事,不过,粪肥和洗干净的衣裳实在不是什么绝配。
我喜欢二月的阳光,去年的这个时候特尼说:“枯木也很漂亮。”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冒出这句话的,但他说的没错,当然,掉光了叶子的树与灌木并没有死掉。初升的太阳低低地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格外美丽。白蜡树树梢上的那只冠鸦比往常更加警觉,骑自行车来往的人也比几天前多了。亨克躺在床上,对于他来说,阳光则另有不同的意义。
那天早上,我敲门,把他叫醒了。
“走开,”他大声叫着。
“五点半了。”
“那又怎么样?”
“到起床的时候了。”
“你自己起床吧。”
“我已经起来了。”
“哈哈哈。”
我打开门,左手摸到灯的开关把灯打开,他拉过羽绒被将头蒙住,那床有非洲动物的被子拿去洗了,现在盖的被子上全是深蓝色的字母和数字。亨克没有闹钟。“你怎么啦?”我问。
“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起床?”
“不想。”
“快从被子里出来。”
“为什么?”
“这样我能看到你。”
“为什么?”
“原因嘛。”
“别这么幼稚。”
“看看是谁在说话。”
被子滑掉了。他姜黄色的头发又长长了,得再理理了。他睡眼惺忪地看着我。床边的地上都是他的衣服,衣服上有个随身听。床头柜子上的烟灰缸里还有几根烟头,特尼的海报——依旧卷着——还倚在壁脚板上。
“能不能请你退到门外去?”他问。
“为什么?”
“你那个样子站在那里看起来很恐怖,挺吓人的。”
我走进那个新房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亨克在床上一滑就坐了起来,肩膀靠在墙上。窗户是开着的,非常冷,尽管灯泡只有二十五瓦,我还是能看出他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你哪里不舒服吗,亨克?”
“我已经跟你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