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我，头埋进我的肩膀，浑身颤抖着抽泣起来。我伸出胳膊搂住她，可她把我推开，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是谁让他去做你们这一行的？”她说。

“没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追随父亲的道路。”

“这能算是选择吗？”

“应该是吧。”

“那你呢，你也是自愿的？”

“是。”

“你又在模仿谁？”

“谁也没有。”

“本根本没有面对这种生涯的本领。他们不该看上他。他太会说服别人了。”

“我知道。”

“那你呢？你需要他们来把你变成男子汉吗？”

“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把你变成男子汉？”

“我说的是工作。比如倒垃圾桶，或是在医院里打扫卫生。总得有人去做啊。我们不能假装那工作并不存在。”

“哦，但我觉得可以。”她拉住我的手，僵硬的手指和我的手指交缠在一起，“我们会假装许多事情都不存在。或者是假装还有别的事更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要想打败撒谎的人，不一定非得对他们说谎。今晚你会留下来吗？”

“我得回去。我不是本。我是我自己。是他的朋友。”

“跟你说件事，行吗？玩弄现实是非常危险的。记着我的话，好不好？”

我脑海中并没有我们告别时的印象，我想那一定太痛苦了，因此记忆不愿将其留存下来。如今我能回想起来的，只是当时我得去赶那班渡轮。没有吉普车等我，我只能走着去。我顶着夜风匆匆前行，绕过乱石嶙峋的海湾，乌云在月亮周围翻卷，海浪重重地拍击着岸边，我还记得她泪水的咸味和发际的芳香。我还记得那个海岬，记得那艘又短又粗、亮着灯的小汽轮开始解缆起航。我还知道整个航程中我一直站在前甲板上，快到岸的时候史迈利过来站到了我身旁。当时他肯定已经听完了本的故事，特意到甲板上来安慰我，虽然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再也没见过本——上岸的时候他们就没让我接近他——但后来我听说他被情报部开除了，便给斯黛芬妮写了封信，请她告诉我本在哪儿。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标着“查无此人”。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本其实并没有造成情报网的覆灭，因为比尔·海顿早已将他们出卖。更理想的是，那个情报网原本就是东德或苏联人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并向我们提供虚假情报。但事实恐怕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海顿的权限还受着职责划分的限制，他的工作也用不着往柏林跑。海顿被逮捕后，史迈利甚至还问过他，那个情报网出事他究竟有没有插手。海顿听了放声大笑。

“许多年前我就想控制那个情报网了，”他回答说，“听到出事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简直他妈的太好了，都想送束花给卡文迪什小老弟，不过我觉得那么干不太安全。”

如果今天我见到本，我能告诉他的最好的消息是：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情报网，再过几年海顿也会为他代劳。我能告诉斯黛芬妮的最好消息则是，从她的角度而言，她说的是对的，不过我说的也没错；我始终没忘记她告诉我的话，尽管如今我已不再把她视为所有智慧的源泉。即使我从来都没弄明白她究竟是什么人——她到底应该算是本的秘密的一部分，还是我的？——她仍旧是最早在我耳畔响起的海妖歌声，她告诫我，我的使命并没有那么是非分明。有时候我会想，我对她来说到底算什么，但恐怕我自己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一个稚嫩的少年，仿佛是另一个本，不谙世事，为了驱除内心的软弱而佯作坚强，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去寻求庇护。

不久之前，我又回到了柏林。那是在柏林墙被宣告废弃的几个星期之后。有一点旧事需要我去处理，人事组的头儿很乐意支付费用。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正式被派驻柏林，但我却是那儿的常客。对我们这些“冷战”老兵来说，去一趟柏林就像是回归发源地。在一个湿漉漉的下午，我不知不觉来到一小截脏兮兮的围墙前。这地方后来渐渐被人们称为“无名者之墙”，是为了纪念六十年代因企图逃离而被杀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先见之明地留下名字。我站在一小群东德人（大部分都是女的）中间，我注意到他们在仔细查看一个个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氏，男，1965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在寻找线索，想把这些日期和她们所知的一丁点儿情况对起来。

我突然觉得一阵难受，心想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寻找本手下的某一个情报员，那人在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疾步奔向自由，却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想法让我感到愈发困惑：竭力要消灭柏林墙这一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西方盟国，而是东德自己。

纪念墙如今已不在了。或许它会在某座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容身的角落，但我对此颇感怀疑。柏林墙倒塌——被砸成碎块，然后卖掉——的时候，纪念墙也随之倒下。我觉得对人的反复无常而言，这是个最合适不过的注脚。

4

有人问了史迈利关于审讯的事，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夜色渐深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主要是因为听众们想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案例。这帮孩子可真够无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谎者破绽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迈利含糊其辞地承认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于辨别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可困难得多。受到审讯时，谁都不可能表现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