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连句“早上好”都没说，A在餐厅里不肯和B同桌吃饭。我还听说海顿的伦敦站渐渐成了情报部里的国中之国，吞并地区机构，接管特别部门，把监视组、窃听组都纳入自己麾下，连邮件处理员这种卑微的小角色也不放过——他们坐在滴着水的分拣办公室里，守着煤气炉上始终滚开的水壶，忠心耿耿地用蒸汽熏开信件的封口。甚至有人暗示，真正的巨人之战发生在比尔·海顿和当权的圆场首长之间，他自称“老总”。作为老总的贴身侍从，史迈利更支持自己的上司，而不是海顿。

不过，也有人暗示史迈利本人也在“服刑”——或者按照较为圆滑的说法，他正考虑转到学术界任职，这样能多花点心思经营自己的婚姻。

海顿洋洋得意地瞅着史迈利，等着史迈利回望过来，但对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海顿得意的眼神变成了冷冷的怒视。我们几个人也在等。令人尴尬的是，史迈利根本都不看海顿。这就好比是别人给他敬礼，他却偏偏不还礼。他坐在躺椅上，挑着眉毛，垂着长长的眼睑，歪着一颗圆脑袋，仿佛是在研究脚下的波斯祷告毯，海顿的办公室里有许多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史迈利就那样一直研究着地毯，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海顿对他的兴趣，尽管我们都知道（连我都知道）其实不然。接着他鼓起腮帮，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最后他站起身——动作并不夸张，因为史迈利从来都不会那么过头——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

“好吧，我觉得这事的基本情况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你说呢，比尔？”他说，“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老总一个小时之后召集受过军训的人员开会，咱们来议一议。内德，苏黎世有个以前的小情况我还得问问你。你跟比尔谈完之后，要不到我那儿去一趟？”

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了史迈利的办公室里。

“你相信那照片吗？”他问道，根本没装样子谈论什么苏黎世的事情。

“我想我只能相信了。”

“你干吗要这么想？照片可以伪造。的确有虚假情报这种东西。莫斯科中心时不时会这么干。我听说他们下作得很，甚至会去诬陷无辜的人。事实上，莫斯科中心有一整个部门在专门负责这种事，几乎不干别的。那个部门估计足有五百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诬陷贝拉？为什么不去诬陷勃兰特，或是其他的船员？”

“比尔要你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他说到时候我自然会接到命令。”

“你始终都没回答他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应该放弃那个情报网吗？”

“这个我不好说。我只是在当地负责联络。情报网是受伦敦站直接指挥的。”

“说说看。”

“我们不可能把三十个情报员都撤出来。那么干会引发战争的。如果补给线暴露了，逃脱路线又被封死，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法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都死定了？”史迈利这话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确认。他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但他没去接。他还在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关切和同情。“好吧，内德，要是他们真的牺牲了，你能不能记着这错不在你？”他和善地说道，“没人会指望你单枪匹马地和莫斯科中心对抗。也许这是五楼的错，也许是我的错。这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他看看我，冲门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出去时带上门，听到他的电话铃声停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汉堡。我打电话给贝拉时她很兴奋，但听我说不能马上赶过去见她，她又有点伤心。

“勃兰特在哪儿？”她问道。她对电话安全毫无概念。我说勃兰特挺好，好得很。我觉得很内疚，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她还全蒙在鼓里。海顿说了，我得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自然：“以前不管你们会做些什么，都还要照做，或者是做得更好。我可不想让她起一点儿疑心。”我应该对贝拉说勃兰特很爱她，他显然还守护着这份爱。我估计勃兰特在饱受痛苦折磨的时候提出过要见我。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信任他，我得对他负责。

身边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灾难，我想让自己不去自怜自艾，可是很难。仅仅在几天以前，勃兰特和船员们还处于我的关照之下。我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支持者。现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或许是生不如死，其余的也都已经被从我手中夺走。情报网尽管是为伦敦工作的，却像是我的家人一样。现在它仿佛成了一支所剩无几的幽灵部队，失去了联系，在生与死之间游荡。

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混乱之中，脑袋里同时有几十种相互冲突的念头，一会儿觉得这个想法好，一会儿又觉得应该那样。前一分钟我还坚持对自己说，贝拉是清白的，就像我在海顿面前断言的那样。后一分钟我又在追问自己，想弄明白她是怎么跟她的主子联系的。答案是，要想联系实在太容易了。她会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学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跟送信人碰头，或是到约定的投放点送情报、取情报。

但我刚想到这儿，就迫不及待地替她辩护起来。贝拉不是坏人。那张照片是故意栽赃，关于她父亲的故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史迈利就是这么说的。这次行动被暴露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途径，而贝拉与其都毫无瓜葛。我们的行动安全很严密，但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密。我的前任就是个贪污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情报员的同时，他会不会也顺带着出卖了几个人？即使他没这么干过，勃兰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