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洞可能出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他那边，这难道真的一点儿都不合情理吗？

现在，我可不想让你以为那天夜里年轻的内德独自躺在小床上，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开了乔治·史迈利日后竭尽全力才破解的一连串背叛之谜。某个情报来源可能是故意栽赃，栽赃可能被忽视，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用不着圆场五楼大门里面的那个叛徒出手帮忙。这一点我知道。我不是个孩子，也不是圆场那帮面色灰败的阴谋论者中的一员。

尽管这样我仍然在苦苦思索，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是被疑心是否还忠于自己的情报部门，都会这样。我用底层工作人员的视角，把从圆场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拼凑在了一起。传言提到了莫名其妙的失败、一再发生的丑闻，以及美国表兄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恼火。毫无意义的机构重组，白白消耗精力的勾心斗角，参与者今天还是非凡人物，明天就辞职不干了。有些可怕的传言称，能力不足被当成了重大背叛的证据——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真正的背叛反倒被视为能力不足，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

如果真的有成长这回事，可以说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一下子跨进了成熟的行列。我意识到圆场和其他所有的英国机构都一样，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躲在封闭的房间里安全地玩着自己的游戏，却拿别人的生命来冒险。不过，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这种认识让我重新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起了责任，而在此之前我总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迄今为止都是在“服从”与“自主”之间不断斗争，你可以说“服从”一直占着上风。但那天晚上我越过了某种界限。我下定决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本能和愿望，少去管那些看似无法抛却的束缚。

我们在安全公寓见了面。如果说还能找到一块中立地带的话，也就是这儿了。贝拉对灾难仍然一无所知。我只跟她说勃兰特被召回英国了。我们马上就做了爱，做得不顾一切，做得饥渴难耐。然后我等待着激情过后两个人平静下来，好开始我的盘问。

我调皮地逗弄着她的秀发，贴着她的脑袋把头发抚平。然后我用双手把头发向她的脑后拢，粗粗地挽成一个发髻。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严肃，”我说着吻了吻她，两手还拢着头发，“你这么梳过头么？”我又吻了她一下。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梳过。”

“那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们俩的嘴唇还贴在一起，“你是说在认识塔德奥以前？什么时候啊？”

“一直到我逃进森林之前。后来我把发髻弄掉了。有个女人用刀帮我割掉的。”

“你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