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他应该打电话给波恩的一个号码，向彼得报告说“苏西今晚在朋友那儿过夜”——苏西是教授在此次行动中的代号，尊敬的阁下。这是成功之后的暗号，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博士阁下，必须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成功。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从这儿打电话吗？”我问道。

“就从这座屋子，一点不错。打给彼得。嗯。那帮家伙凶得很，博士阁下。他们威胁我的家人。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有个女儿。他们给了我严格的指示：‘从教授家里打电话给彼得。’”

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惊讶。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经认定教授是西方的间谍——他都干了十五年了——那么可想而知的是，他们对教授家里打出的电话肯定也会起疑心。

“如果失败的话你该怎么办？”我问。

“如果任务无法完成——如果教授阁下有客人，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待在家里——我就得找个电话亭打电话，说苏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随便哪个电话亭都行？”

“哪个都行，博士阁下，如果任务没完成的话。彼得可能会给我进一步的指示，也可能不给。如果没有指示，我要立即返回布达佩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彼得也许会说‘明天再试试’，或者说‘两天之后再试’。这时一切都得由彼得来决定。”

“波恩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背出了号码。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一块卡其布手绢，几张冲印得很糟糕的家庭照片，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三个东欧产的避孕套，一包拆开了的苏联香烟，一把歪歪扭扭的开罐头折刀，一看就是东德的产品。一截没上漆的铅笔，九百六十西德马克，还有点零钱。一张“维也纳—慕尼黑—维也纳”的二等车厢返程票。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间谍口袋里装的东西能差劲到这种程度。匈牙利的情报部门里难道没有派遣员吗？没有审核员吗？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还有你的雨衣。”我说，看着他从门厅取来了雨衣。那衣服还是崭新的，口袋里空空如也。雨衣是奥地利生产的，质量很好。肯定花了不少西德钞票。

“这是你在维也纳买的？”

“没错，博士阁下。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一点遮挡都没有。”

“什么时候？”

“嗯？”

“用什么买的？”

“啊？”

我发现他很容易就能激怒我。“你赶的是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对吧？火车从维也纳发车时商店还没开门，对吧？昨天晚上那个匈牙利外交人员来找你之后，你才拿到钱。那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雨衣，又是用什么钱买的？难道雨衣是你偷来的吗？是这样的吗？”

他先是皱起眉头，然后颇为大度地对我的失礼付诸一笑。显然他这是原谅我了。他慷慨地冲着我摊开双手，“可雨衣我是昨天晚上买的啊，博士阁下！到慕尼黑车站的时候！用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外币，是从匈牙利带来准备买东西用的！我可没撒谎啊！嗯！”

“收据还留着吗？”

他像个圣人似的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给年轻人一个忠告。“留着收据，博士阁下？我可得给你个建议啊。留下收据，等于是求着别人来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收据嘛——就好比是揣在口袋里的间谍。嗯。”

借口太多了，我一边想，一边迫使自己不再去注意他那灿烂的笑容。一段话里给了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觉都在告诉我，拉茨说的故事里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能信。让我产生怀疑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制定得有多么马虎——无法让人信服的证件、衣服口袋里装的东西、那双鞋——甚至不是这项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有点不可思议。苏联卫星国搞的低水平行动我见得多了，早已把这类外行的做法当成了常规。眼前的这几个人让我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在我身边的行为显得很不真实，我觉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套故事，自己掌握的却是另外一套；觉得他们把我弄到这儿来是为了起到某种作用，而且几个人的集体意志要求我闭上嘴，配合他们演下去。

然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被困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时间，只能姑且相信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当时的处境就好比是一个医生，虽然疑心病人是在装病，却只能照着他的症状去替他治疗。按照游戏规则，拉茨算是战利品。匈牙利杀手主动要叛逃到西德来，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不管杀手有多么无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个杀手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开展如此重要的暗杀行动的时候，不另行采取监控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教科书上说，有疑虑的时候，就从行动的角度去想办法。他们是不是在监视教授的房子？有必要去做这种假设，虽说这栋房子要监视起来并不容易，十五年前指挥特奥多尔的上线们选中此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坐落在一条树木繁茂的死巷的尽头，房子后面是一条河。通进花园的小径是沿着一条渺无人迹的曳船道过来的。但是房子的前门廊却处在路过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视线之中，拉茨从前门进来时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我朝楼上走去，从楼梯间的窗户里观察着那条路。周围的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没看到任何闲逛的行人或是汽车的踪迹。我自己的车停在旁边的一条小巷里，离河不远。我回到了起居室。电话摆在书架上，我把听筒递给拉茨，看着他拨了波恩的那个号码。他的手有点女里女气，还潮乎乎的。他很热心地把听筒朝我这边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