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后你就请他进屋了？”

“当然。”

海伦娜不同意。“不是的！一开始特奥多尔先找了我。”她坚持说。在今晚之前，我从没听到过她纠正丈夫，可现在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已经纠正了两次。“他喊了我一声，说：‘海伦娜，有位客人。’我说：‘好啊。’然后他就把拉茨请进屋了。我接过拉茨的雨衣，把它挂在门厅里，煮了咖啡。情况是这样的，一点没错。”

“还有蛋糕，”我说，“你还做了蛋糕。”

“蛋糕是已经做好的。”

“你害怕吗？”我问她——害怕这种感觉好像也并不存在，就像危险一样。

“我觉得很恶心，很震惊，”她回答说，“现在我有点害怕——是的，我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你呢？”我问教授。

他又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我是这世上他最不愿意吐露真情实感的对象。

“你把你太太带到书房去好不好？”我说道。

他想要反对，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快步走出了房间，手挽着手却形同陌路。

只剩下我和拉茨了。我站着，他坐着。慕尼黑这座城市有时会非常安静。即使在如此静谧的气氛之中，他的脸还在冲我讨好地微笑着。他的小眼睛还在闪闪发亮，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朝着我点点头以示鼓励，笑容变得更灿烂了。他说了声“请”，然后自己在椅子里挪了挪，好坐得更舒服些。我做了一个所有中欧人都能看懂的手势。我伸出手，掌心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掠过食指的指尖。脸上还挂着笑的拉茨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证件递给了我。证件上他的名字叫埃贡·布劳巴赫，来自帕绍115，生于1933年，职业是艺术家。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各种证件包括一张西德护照、一张驾照，还有一份社会保险文件。在我看来，任何一样证件都完全无法令人信服。他的鞋也是如此。

“你什么时候进入德国的？”

“今天下午，博士阁下，今天下午五点。嗯。”

“从哪儿入境的？”

“维也纳，嗯。维也纳。”他气喘吁吁地急忙重复道，仿佛把我当成了全城唯一有本事听懂他话的人。他又扭了扭屁股，看来是想让自己显得更加低声下气。“我赶上了今天早晨到慕尼黑的第一班火车，博士阁下。”

“什么时间？”

“八点，先生。八点的火车。”

“你什么时候进入奥地利的？”

“昨天，博士阁下。当时在下雨。嗯。”

“你在奥地利边境出示的是什么证件？”

“是我的匈牙利护照，尊敬的阁下。我在维也纳拿到了德国护照。”

拉茨的上嘴唇冒出了汗珠。他的德语很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巴尔干地区口音。他是一路坐火车来的，拉茨说：布达佩斯、杰尔116、维也纳，博士阁下。他的主子给了他一只熟鸡和一瓶葡萄酒在路上吃。配着最棒的腌菜，阁下，还有红辣椒。更多的笑容。抵达维也纳之后，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店，有人已经给他预定了一个房间。房间很简陋，旅馆也很简陋，尊敬的阁下，不过我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有一位匈牙利先生到旅馆来拜访，他以前从没见过那个人——“但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员，博士阁下。他跟您一样高贵！”那位先生给了他钱和证件，拉茨解释说——还有摆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一堆武器。

“你来慕尼黑以后住在什么地方？”

“在城边上一座不大的家庭旅馆，博士阁下，”他回答时露出了带着歉意的笑容，“更像个妓院。是的，就像是妓院。在那儿能看到很多男人，老是进进出出的。”他把家庭旅馆的名字给了我，我几乎觉得他同时也准备给我推荐个姑娘。

“是他们让你住在那儿的吗？”

“出于谨慎的考虑，博士阁下。住在那地方不会有人知道。嗯。”

“那边还有没有你的行李？”

他可怜巴巴地耸了耸肩膀，那姿势给人的感觉和教授截然不同。“就一把牙刷，”他说，“还有几件衣服。一个包。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他在匈牙利的职业是农业记者，拉茨说，但他还替秘密警察干着第二份工作。一开始是做线人，最近才为了挣钱当上了杀手。他在匈牙利国内执行过几次任务，不过他不愿意——请原谅，尊敬的阁下——不愿意谈及具体细节，除非能保证他不会在西德遭到起诉。教授是他的第一次“国外任务”，但一想到要杀害这样的人，他就觉得这有悖于自己的道义感。

“教授是一个正直的人，博士阁下！是有名望的！不是什么犹太佬，也不是牧师！我为什么要杀害这个人？上帝啊，我也是个有尊严的人！我是有气节的！嗯！”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诉我。”

命令并不复杂。他们说，他要按响教授的门铃——于是他就按了。教授肯定在家，因为他们说星期三晚上他要单独辅导学生，直到九点钟。教授确实在家。他要说自己是帕利的一个朋友，从德布勒森来。他擅作主张，没有这么进行自我介绍。一进屋子，他就要利用一切便利手段杀掉博士，但最好是用绞索，因为那玩意既可靠又不会发出动静，只可惜总有把受害者的脖子勒断的风险。他们说，他也得杀掉海伦娜——说不定得先把她干掉，这要看是谁来给他开门，谁先死谁后死他们并没有被特别要求。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又带了一副绞索。博士阁下，拉茨殷勤地解释说，绞索这东西用过之后不一定能再解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