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梦想当成了懒惰。有一天晚上我大发雷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事后好几个星期我都觉得很羞愧。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我挖掘出了那个故事。

这时我也想起来了，史迈利没有孩子，他在那段故事里之所以扮演着模棱两可的角色，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想到史迈利可能是希望帮别人修复一种他从未拥有过的关系，借此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我不禁觉得有些悲凉。

我终于想起来了，就在接触到那些材料之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是一名苏联间谍。我想起来了，弗雷温和那位老人之间有一些神神秘秘的相似之处，好像和极度的忠诚、失落的世界有关。你要知道，说这些是为了介绍来龙去脉，因为据我所知，每一件案例都与上百件其他案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我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史迈利又一次成了我的先驱，这样的事在我生命中时常发生。因为我还没在讯问处那张陌生的桌子前坐稳，就发现到处都留着史迈利的印迹：在满是灰尘的档案库里，在值班军官早已过期的日志里，在高级秘书回忆往事时的微笑里，她们说起史迈利的时候都带着老处女那种甜蜜的敬畏之情，说他这个人既有点像上帝，又有点像泰迪熊，还有点——不过她们说到史迈利性格中的这一部分时总是匆匆带过——还有点像吃人的鲨鱼。她们甚至会给你看那只骨瓷杯——当然是从南奥德利街上的托马斯·古德公司152买的，还能是哪儿？——那是乔治送给安恩的礼物，她们充满爱意地解释说，乔治获得缓刑回总部复职之后，把这只杯子赠送给了讯问处。当然了，史迈利的这只杯子就像圣杯一样，任何凡人都绝不能拿它来喝水。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感受到的话，我可以说讯问处就是情报部里的西伯利亚。我颇觉安慰地发现，史迈利被流放至此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因为他恶毒地指责总部五楼的高层之中可能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第二次则是在几年之后，因为他当时说对了。讯问处不仅像西伯利亚一样单调无聊，位置也同样偏远。它不在情报部的主楼里，而是坐落在白厅北端诺森伯兰大道上的一座有山墙的建筑中，在一楼占着几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和周围的其他建筑一样，讯问处也经历过辉煌的日子。这个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接待陌生人而设的，职责是接收他们提供的信息、听取他们的疑问、平息他们的恐惧，或者——万一他们真的碰巧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真相——想法子误导他们，或是吓得他们不敢作声。

比方说，如果你深更半夜瞧见你的邻居蹲在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前；如果你看见一扇窗户后面有奇怪的灯光在闪动，可是又不好意思或是不放心报告当地警察局；如果那个在公共汽车上问过你干什么工作的外国人，又在你光顾的酒吧里冒了出来，还坐在你旁边；如果你那位秘而不宣的情人向你坦白——不管是出于孤独、鲁莽，还是拼命想让自己在你眼中显得更有意思——说他在替德国秘密警察工作……到了这样的时候，你先会和某个闻所未闻的政府副部长无中生有的助理书信联络一番，然后很可能会在傍晚时分被召去面对一场闪电式的讯问。你会在别人的带领下，心惊胆战地穿过墙皮剥落、堆着沙袋的走廊，来到909房间，这儿有一位某某少校，或者是某某上尉——他们都和面值三美元的钞票一样假——会客客气气地请你把事情详细地描述一遍，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后果。

根据讯问处记录中的秘密历史，这些不祥的开端偶尔也引出过重大的事件，而且直到今天类似的情况也还偶尔发生，不过工作本身早已今非昔比，讯问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付杂七杂八的事情上，比如有人主动要求为我们服务、处理针对可怜的弗雷温那样的匿名信，甚至还有关于正面议决153情况的询问，那是为了支持受到轻视的国家安全局154。这些杂事才是最可怕的西伯利亚。你原先处理的可都是苏联处的危险行动。除了彻底告别情报部之外，讯问处恐怕就是最远的流放地了。

尽管如此，你在这些惩罚中学到的绝不仅仅是谦卑。一个情报官员如果失去了倾听的愿望，那么他将会一无是处，而乔治·史迈利，这个身材矮胖、满心忧虑、戴着绿帽子、从不装腔作势、永远不知疲倦的史迈利，这个总是在用领带衬里擦眼镜、总是在给自己打气、总是在恍然出神地叹息着的史迈利，却是我们之中最出色的一位倾听者。

史迈利可以眼睛半睁半闭、似睡非睡地倾听；他那圆胖的身子向前倾着，一动不动，脸上带着善解人意的微笑，这也是他在倾听。他能够倾听别人，是因为他从不指望从其他人那儿得到任何好处，从不做任何批评，而且在你坦白之前，他早已宽恕了你犯下的一切可怕罪行。不过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的妻子安恩。他比窃听器还善于聆听，因为一旦碰到至关重要的信息，他的头脑立刻就会兴奋起来；他好像有本事预先发现这些信息，即使他还不清楚它们究竟会引向何处。

在我来到讯问处的许多年前，史迈利也就是这样聆听来自赖斯利普区迪恩街十二号的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先生的，也是在这个909房间。现在我正坐在这里，好奇地翻阅着一卷标着“即将销毁”的发黄的档案，这是我从讯问处保险库的架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