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得承认，”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我耸了耸肩，承认他有道理。

“可是，亲爱的，”我又说，“这儿也有一些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行；然而，一个人为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致眼睁睁饿死而偷盗，这个人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该受惩罚呢？一位丈夫出于义愤，杀死了不贞的妻子和卑鄙的奸夫，谁还会第一个捡起石头来砸他[27]吗？还有那个在幽会的欢乐中一时控制不住自己而失身的姑娘，谁又会谴责她呢？我们的法学家们都是些冷血的老古板；可就连他们也会被感动，因而不给予惩罚的。”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伯特反驳说，“因为一个受热情驱使而失去思考力的人，人家只当他是醉汉，是疯子罢了。”

“嗨，你们这些明智的人啊！”我微笑着叫道，“热情！迷醉！疯狂！你们如此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真是些好样的道学先生！你们嘲骂酒徒，厌恶疯子，像那个祭师[28]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像那个法利赛人[29]似的感谢上帝，感谢他不曾把你们造成一名酒徒、一个疯子。可我呢，却不止一次迷醉过，我的热情从来都是离疯狂不远的。但这两点都不使我后悔，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一切杰出的人，一切能完成伟大的、看似不可能的事业的人，他们从来总是给世人骂成酒鬼和疯子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的言行自由一些，清高一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就会听见人家在他背后叫：‘这家伙喝多了！这家伙是个傻瓜！’——真叫人受不了。真可耻，你们这些清醒的人！真可耻，你们这些智者！”

“瞧你又胡思乱想了，”阿尔伯特说，“你这人总是爱偏激，这回竟把我们谈的自杀扯到伟大事业上去，至少肯定是错了；因为自杀怎么也只能被看作软弱。与坚定地忍受充满痛苦的人生相比，死显然轻松得多。”

我已经打算中止谈话；要知道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他却用陈词滥调来进行反驳，真令我再生气不过。可是，这种话我听得多，气生得更多。所以仍能控制自己，兴致勃勃地反问他道：“你称自杀为软弱？可我请你别让表面现象迷惑了啊。一个在暴君残酷压迫下呻吟的民族，他们终于奋起挣断枷锁，能说是软弱么？一个人面临自己的家被大火吞没的危险，鼓起劲来扛走他在冷静时根本搬不动的重物；一个人在受辱后的狂怒中，竟和六个人交起手来并且战胜了对方——这样的人能称为软弱么？还有，好朋友，既然奋发可以成为刚强，干吗亢奋就是它的反面呢？”

阿尔伯特凝视着我，说：“你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个例子，在我看来根本文不对题。”

“可能是吧，”我说，“人家也曾常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和推理方式近乎古怪。好，那就让我们看能不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一个决定抛弃人生的担子的人——这个担子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愉快的——他的心情会怎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才具备资格谈一件事情。”

“人生来都有其局限，”我继续说，“他们能经受乐、苦、痛到一定的限度；一过这个限度，他们就完啦。这儿的问题不是刚强或者软弱，而是他们能否忍受痛苦超过一定的限度。尽管可能有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之别，但是，正如我们不应该称一个患寒热病死去的人为胆小鬼一样，也很难称自杀者是懦夫。”

“荒唐，十分荒唐！”阿尔伯特嚷起来。

“才不像你想的那么荒唐呢，”我回答说，“你也该承认，当一种疾病严重损害我们的健康，使我们的精力一部分消耗掉了，一部分失去了作用，没有任何奇迹能再使我们恢复健康，重新进入日常生活的轨道，这样的疾病便被我们称为‘死症’。一位清醒的明智的人可能对这个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可能去劝他，但是白费力气。这正如一个站在病榻前的健康人，他丝毫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力输送进病人的体内一样。”

阿尔伯特觉得这种说法仍太空泛。我便让他想想前不久从水塘中捞起来的那个淹死了的少女，又对他讲了一遍她的故事。

“一个可爱的姑娘，生长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一礼拜接一礼拜地做着同样的家务，唯一的乐趣就是礼拜天用渐渐凑齐的一套好衣服穿戴打扮起来，和女伴一块儿出城去溜达溜达，逢年过节也许还跳跳舞，要不就再和某个邻居聊聊闲天，诸如谁跟谁为什么吵架啦，谁为什么又讲谁的坏话啦，如此等等，常常谈得专注而热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可是后来，她火热的天性终于感到了一些更深刻的需要，而一经男子们来献殷勤，这些需要便更加热烈。从前的乐事已渐渐使她兴味索然；临了儿，她到底碰着一个人，某种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到了此人身边，使她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以致忘记自己周围的一切，除了他，除了这唯一一个人，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她所思所想的就只有他，只有这唯一一个人。她不为朝三暮四地卖弄风情的虚假欢乐所迷惑，一心一意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执意要成为他的，在与他永结同心之中求得自己所缺少的幸福，享受自己所向往的全部欢乐。反复的许诺使她深信所有希望一定会实现，大胆的爱抚和亲吻增加了本已充满她心中的欲望。她模模糊糊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