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低声音，这里已经没人了。”

我注意到他用了好几次“我们”这个词，但我什么都没说。他领着我来到文件架之间的走道，架子上贴着打印出来的项目名称标签，他一边用手指一个个点过去，一边喃喃念出声来。终于，他找到了自杀研究项目的标签，这些卷宗上都贴着红色标签。

“在这儿。”沃伦抬手指向那些卷宗。

它们很薄，却占据了足足三个文件架。奥林·弗雷德里克是对的，这些卷宗真有好几百份。每一张凸出的红色标签都代表着一份标志死亡的文件，这些文件架承载了多少伤痛啊。现在我只能希望当中很少一部分不属于这里，希望只有少数警察是被谋杀后再由凶手伪装成自杀。沃伦将那张打印纸递给我，我扫了一眼上面列出的十三个名字。

“这里这么多自杀事件，负责凶杀案的警察只有十三个？”

“是的。这个项目收集了一千六百例警察自杀事件，每年大约三百例，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街头巡警。负责凶杀案的警察经常见到尸体，我猜对他们来说，赶到案发现场时，命案带来的冲击已经过去了。这些警察一般都是警队里最优秀、最聪明、最坚强的。看上去，他们吞枪自尽的概率要比不负责凶杀案的警察小得多，所以我只查到了十三例。你哥哥和芝加哥的布鲁克斯的卷宗也找到了，但我想你手头上肯定已经有了。”

我点了点头。

“这些档案应该都是按字母排序的，”他说道，“你给我念清单上的名字，我来抽卷宗，还要把你的记事本给我。”

找出那些卷宗只花了不到五分钟。沃伦从我的记事本上撕下十几张空白页，插在抽取出卷宗的位置，这样复印完放回去时就能很快找到地方。这工作真够紧张的，虽说不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那个停车场里跟深喉那样的线人碰头，干下拉总统下马的大事，但我的肾上腺素依旧上涨得厉害。

虽然我的线人不是深喉，但有的准则是共通的。一个线人，无论他提供的线索是什么，总是基于某个理由或动机，才会冒险跟你站在同一战线上。我看着沃伦，却猜不透他真正的动机。这会是一篇绝佳的报道，但又不是他的报道。他这样帮我，除了心下明白自己参与了这件事之外，不能获得任何收益，仅仅参与就知足了吗？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在履行记者与线人之间神圣契约的同时，我必须得跟他保持距离，直到我了解他的真实动机。

档案在手，我们迅速穿过两道走廊，回到三〇三室。沃伦猛地停步，跟在后头的我差点一头撞上他。他办公室的房门开着，留着道两英寸的门缝。他指着门缝，冲我摇摇头，示意他离开时关了门，并没像这般敞开两英寸。我耸了耸肩，示意这是他的地盘，他得决定下一步行动。他凑近门缝，侧过脑袋，竖着一只耳朵听里面的动静。我也听到了什么声音，似乎是碎纸机在碎纸，接着是一阵嗖嗖声。我只觉头皮一阵发麻，似乎有根冰冷的手指摩挲着我的脑袋。沃伦转身面对我，表情也颇为疑惑，就在这时，房门从里边被拉开了。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先是沃伦惊得跳了一步，接着是我，然后是站在门口的小个子亚裔男子，他一只手拿着鸡毛掸子，另一只手拽着个垃圾袋。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对不起，先生，”这个亚裔男子说道，“我在打扫您的办公室。”

“哦，好的，”沃伦挤出一丝笑容，“真是有趣的邂逅。谢谢你。”

“您没有关复印机。”他说完便拿着东西沿着走廊走开了，取下一把用链子系在腰带上的钥匙，打开了另一间办公室。

我瞟了一眼沃伦，笑着说：“你是对的，你做不了深喉，瞧把你吓的。”

“彼此彼此，你也当不了罗伯特·雷德福[1]。咱们走吧。”

他叫我关上门，重启那台小型复印机后，绕到办公桌后坐下，手里仍拿着那些卷宗。我则坐到白天拜访时坐过的那把椅子上。

“好了，”他说，“咱们开始吧。每一份卷宗都有一段概要描述，任何遗言或者有意义的细节都会被列出来。如果你觉得是我们需要的，就复印下来。”

我们开始浏览这些文件。虽然我很欣赏沃伦，但也不愿意把一半卷宗交给他来判断是否符合我的推论。我想亲自查看所有卷宗。

“记住，”我说，“我们要找的是一切用词华丽的遗言，看上去带点文学性，像是从书里截取下来，或者像一首诗，诸如此类的。”

他合上正在看的那份文件，把它丢在那沓卷宗上面。

“怎么了？”

“你不信任我，你不放心让我来干这事。”

“不，我只是……我只是想确保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仅此而已。”

“你看，这真荒唐，”他说道，“咱们应该直接把所有文件都复印一份，然后离开这儿。你可以把它们全带回酒店慢慢看。这样更快，也更安全。你也不需要我帮忙。”

我点点头，意识到我们早该这样做。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操作复印机，我把文件从档案袋里掏出来，一张张地递给他，复印完一份再换一份。这台复印机的速度很慢，它本就不是为复印大批材料而设计的。

全部复印完之后，他关上复印机，叫我在办公室等他。“我忘了这会儿还有清洁工。我一个人把这些卷宗送回档案室更妥当些，然后再回来接你。”

“好的。”

他离开了，我则开始翻阅复印好的文件，但神经还是绷得紧紧的，始终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下去。我只想带着这些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