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听着，提示留言的“哔”声响起后，传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的声音。“达琳，天杀的！听到留言后你最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你让我陷入了大麻烦。你跑路前起码给我个电话吧！就算你回来，你这饭碗说不定都丢了，该死的！”

格拉登想，看来还是有用的。他起身清除了这条留言。他猜来电者应当是她的老板，不过，这个老板再也等不到她的回电了。

站在厨房门口时，格拉登闻到了那股味道。他从起居室咖啡桌上的烟盒里抽出火柴，走进卧室。他观察了尸体半晌，那张面孔已经呈现出浅青色，比他上次检查时更深了些。当人体进行自我分解、脏器逐渐溶解时，嘴唇和鼻子便会逐渐失去血色，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这些。在雷福德监狱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成功说服典狱长，给自己争取了一些书，他才能在其中一本书上读到死后人体分解的知识，那是一本《法医病理学》。他真希望还拿着那台相机，这样就可以详细记录达琳身上发生的变化了。

他又点燃了四根茉莉味的线香，把它们分别放在四只烟灰缸里，又把烟灰缸摆在床的四角。这一次，关上卧室门后，他又在门槛下严严实实地塞了一条湿浴巾，希望能阻挡那股尸臭从卧室内飘散到公寓里的其他区域。他还得在这儿再待两天呢。

33

我最后还是说服了格雷格·格伦，让他同意我留在菲尼克斯写报道。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待在房间里打电话，从跟这一系列案件相关的各类人士那儿收集他们的看法和评论，从丹佛的韦克斯勒到巴尔的摩的布莱索，所有资源我都找全了。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一口气写了足足五个小时。这一天里唯一打断我写作的人反倒是格伦自己，他打来电话，紧张地问我写得怎么样了。下午四点，距离丹佛五点的截稿期还有一个小时，我终于完成了两篇报道，把稿件发了过去。

传送稿件时，我能感觉到神经在大脑里咚咚作响。我头疼得厉害，几乎超过忍受的极限。客房服务部送来的咖啡我已经喝掉了一壶半，还抽了整整一包万宝路香烟，这还是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一次抽这么多烟。我在房间里踱着步，等待格雷格·格伦的回电，趁这个时间又飞快地给客房服务部打了个电话，解释说我要在房间里等一通重要来电，不能出门，请他们在酒店大堂的商店里帮我买一瓶阿司匹林送来。

药被送来以后，我就着房间迷你酒柜里的矿泉水吞服了三片。刚咽下去，就立刻觉得好多了。接着，我又给母亲和赖莉各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们我的报道会在明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事先跟她们说一声。我还告诉她们，这个案子既然已经被报道出来了，其他媒体的记者就可能会试着联系她们，请她们有所准备。她们俩都说不愿意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我说没关系，然后没忘记自嘲我也是记者大军中的一员。

最后，我终于想起忘了给蕾切尔打电话，告诉她我能继续待在菲尼克斯了。于是我给联邦调查局菲尼克斯分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探员却告诉我她已经走了。

“你说她走了是什么意思？她还在菲尼克斯吗？”

“我无权告知这一点。”

“那可以帮忙请巴克斯探员接电话吗？”

“他也走了。请问你是哪位？”

我挂了电话，拨通酒店前台，请他们转接蕾切尔的房间，然后被告知她已经退房了，巴克斯也退房了，索尔森、卡特和汤普森也都退房了。

“真该死！”我挂了电话，忍不住骂道。

他们一定是有了新突破，肯定是。他们所有人都退房走了，调查工作绝对有了重大突破。我意识到已经被甩在后头了，而我享有局内人身份的美好时光显然已经宣告终结。我站起身，继续在房间里踱着步，猜测他们去了哪里，又是什么让他们走得如此仓促。我忽然记起蕾切尔给我的那张名片，便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拨出上面的传呼号码。

卫星接收到我的信息再传回给地面的她，算下来十分钟足够打一个来回，但是十分钟过去了，电话没有响起。又是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半个小时，连格雷格·格伦都没打电话过来。我甚至拿起听筒听了听，确保没有把它弄坏。

我焦躁不安，但又不甘心在屋子里徒劳地踱着步等待，于是打开笔记本电脑，再次登入《落基山新闻》的网络，调出那些给我的留言。并没有什么要紧的消息。我转到个人收件箱，浏览着目录，打开那个名为催眠师的文件夹。里面包含了几篇关于霍勒斯·冈贝尔的报道，按时间先后排列。我从最早的一篇报道读起，打算按顺序读下来。读着读着，我之前对催眠师一案的印象也在记忆中复苏了。

那真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六十年代早期，冈贝尔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内科医生和研究员，后来他成了一名在贝弗利山挂牌开业的私人心理医生，专攻催眠疗法。在他所谓的“催眠艺术”领域，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能和专长，以催眠师霍勒斯的名号在夜总会里表演节目。一开始还只是在洛杉矶各家夜总会里表演开放式节目，但演出逐渐大受欢迎，他常常奔赴拉斯维加斯的黄金地带登台表演，经常连演一个星期。很快，他就不再当挂牌行医的心理医生了，而是成了一名全职演员，频频出现在拉斯维加斯最豪华的演出舞台上。七十年代中期，他的名字曾跟弗兰克·西纳特拉列在同一张名单上在恺撒宫登台献艺，虽然他的名字用小一号字母印刷。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