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了，我睁开眼，房间里还暗着。窗帘缝里透进一点灰白的光，我坐起来，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个信封。

照片还在。

我把它拿出来，对着微弱的光线看了几秒。女人站在树下，穿旗袍，笑得很轻。昨天那个男人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这事你碰不得”。

可我已经碰了。

我起身拉开窗帘，天刚亮，楼下没什么人。我把照片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用胶水封好，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我只是想认识她，不是要揭开谁的秘密。”

包里还有昨天记事本上写的那句话：“他们怕的不是过去，是现在有人提起。”

我换了衣服出门，坐上了去城东的公交车。车上人不多，我靠窗坐着，手一直按着包。

林老先生住在一个老文艺大院里，门卫认得他，听说我是来找他的，打了个电话。没多久，一个穿着旧毛衣的老人出现在门口，花白头发梳得很整齐，手里拄着一根木头拐杖。

“你是谁？”他问。

我说了我的名字，没提身份，也没说来意，只说有件事想请教他。

他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带我上了三楼。屋子不大，墙上挂满了老唱片和泛黄的乐谱，桌角堆着几本翻烂的音乐杂志。空气里有股淡淡的药味，还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他在沙发上坐下，示意我也坐。

“你说吧。”他说，“我不见外人很多年了。”

我从包里拿出信封，轻轻放在茶几上。“我想请您看看这张照片。这个人……您有没有印象？”

他没动，只是看着信封。

“你知道我当年做什么的吗？”他忽然问。

“您是编曲人，”我说，“八九十年代，很多歌手都跟您合作过。”

他点点头，伸手拿过信封，慢慢打开。

当他看到照片时，手指顿了一下。

然后他抬起头，盯着我看。

“你见过她？”我问。

“见过。”他声音低，“她姓汪，二十年前唱歌的。声音干净，台风稳，是个好苗子。”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她是歌手？”我确认了一遍。

“怎么不是。”他把照片放回桌上，“那时候能上电视录节目的女歌手不多，她是其中一个。唱过两首主打歌，反响不错。后来突然就不唱了，退得悄无声息。”

我喉咙有点干。“她……有没有留下孩子？或者家人？”

林老摇头。“这些事没人知道。她走得太急，连圈里的朋友都没打招呼。有人说她病了，有人说她嫁人了，但谁也说不清。”

我低头看着照片。“她是不是……跟这个艺术中心有关？”

“有关。”他说，“她住过这边的家属楼，就在红砖区。那时候她是少数能自己写词作曲的女歌手，很多人看好她。”

我抬眼看他。“那为什么没人提她？为什么一问就让人别查？”

林老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有些名字，一旦被压下去，就没人敢再翻。尤其是涉及到背后的人。”

“背后的人？”我问。

他没回答，只是看了我一眼。“你找她，是为了什么？”

“她是我的母亲。”我说，“我从小不知道她是谁。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线索，我不想停。”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说：“你长得不像她。”

“可眼睛……”我声音小了些，“有人说我和她眼睛很像。”

“眼睛是像。”他缓缓点头，“但气质不一样。她更冷一点，像冬天的湖面，风吹不动。”

我没说话。

他又拿起照片，指了指背景里的树。“这棵树，以前在艺术中心后院。现在已经拆了。”

我记下了这句话。

“我能知道她的全名吗？”我再问一次。

林老摇头。“不该说的，我不说。但你要真想知道，可以去图书馆翻十年前的《音乐周刊》，或者找找老电视台的演出录像。她上过一次现场节目，编号是Lx-203。”

我掏出笔，在本子上写下“Lx-203”。

“谢谢您。”我站起来，“我知道您不想多谈。等哪天您愿意说更多，我再来。”

我转身往门口走。

“等等。”他在后面叫住我。

我回头。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以前一个老摄像师的联系方式。他拍过那场演出。如果他还活着，也许有备份带。”

我接过名片，上面字迹已经有点模糊，但还能看清名字和电话。

“别让更多人知道你查她。”他说，“有些人，不喜欢往事被提起。”

我点头，把名片收进信封夹层。

走出大院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站在公交站台边，翻开记事本，在最新一页写下：

“林老确认：照片中女子姓汪，曾为歌手，活跃于二十年前，住红砖楼家属区，参与过编号Lx-203的电视录制。有退圈录像留存可能。”

写完，我合上本子，抬头看天。

原来她真的唱过歌。

原来我不是凭空听见旋律的。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路上一直想着林老说的话——“她像冬天的湖面，风吹不动”。

可我的歌，是从心里烧出来的。

到了小区，我走上楼，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听见屋里有动静。

我停了一下。

门从里面打开了。

关毅站在门口，围裙系在腰上，手里拿着锅铲。

“你去了哪儿？”他问。

“我去见一个人。”我说。

他让我进来，顺手接过我的包放在沙发上。“一早就出门，手机也不开。”

“怕信号不好。”我走进厨房，闻到了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