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诺拉和我就把这个可怜的人从床上弄起来，弄到楼下，弄到一辆出租车上。我们总算把他带到了城市另一头的诊所里，到了那里，他已经痛得几乎不省人事，整个人瘫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咳，候诊室里的那番等待！俯视着我们的是那些摆放在一架大钢琴上的许多镶着银框的王冠状的牌子，上面刻满了感激的话语。

最后，总算轮到乔伊斯了，在护士的帮助下，他走进医生的房间。

他早知道自己得的是青光眼，所以，医生的诊断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他只想知道博什医生觉得什么时候开刀最合适。医生说，他的眼睛肯定需要做手术，虽然延迟手术可能会让他的视力受损，但最好的选择还是等虹膜炎的炎症消下去后再开刀。他又说，其他的专家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在炎症如此厉害的时候开刀，如果手术成功的话，那么他的视力会完全恢复，但如果手术不成功，那么他就可能完全丧失视力。博什医生说，他是不愿意去冒这个险的。

医生的这番话正是乔伊斯想听的，他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并且立刻决定换医生，把自己交给博什医生负责。等到他的虹膜炎好些后，他就会做手术。

博什医生师从一位著名的维也纳专家，他自己也颇有声誉。许多年来，他专心致志地照顾乔伊斯的健康，而且，他的费用一直非常低。有一次，乔伊斯给我看了博什医生的账单，上面的数目是那么小，简直让乔伊斯觉得医生小看他了。博什医生竭尽全力对付乔伊斯可怕的眼疾及其并发症，想方设法不让它再严重下去。但是，乔伊斯还是渐渐失去了视力，有些人因此而怪罪博什医生，其实那是不公平的。

最后，为了保住仅剩下的那一点点视力，乔伊斯又回到了苏黎世，去阿尔弗雷德·冯特医生那里就诊，冯特医生是欧洲最有权威的三位眼科医生之一。乔伊斯已经知道关于冯特医生的许多信息，他还告诉我冯特医生发明的一种仪器。这些仪器都是在柏林生产的，因为每一台仪器都是为了某个手术特地定做的，而且绝对不会使用第二次，所以，每次都只生产一台，价格是一百美元，而且，如果冯特医生发现上面有一点点缺陷，他就会弃之不用。

乔伊斯也向我叙述了冯特医生对每个病例的具体处理办法，他首先绘制一张要做手术的眼睛的“地图”，然后认真研究，直到他把这个眼睛的“地理情况”烂熟于心。乔伊斯的问题是他的眼睛上面遮着一层不透明的膜，手术时要将仪器插入进去，打开这层膜，这样，他就能看见了。

等他在苏黎世做过手术之后，乔伊斯来看我，我注意到他已经能够分辨物体的外形，走来走去时也不会碰到东西，而且，在一副眼镜和两副放大镜的帮助下，他也能阅读大字体的读物。哎呀，当然也还要靠伊厄威克先生[1]！乔伊斯向来对于声音极度敏感，所以，从那以后，他肯定基本上都要靠着他的耳朵了。

在拉尔博家

在乔伊斯等待眼睛的虹膜炎好转可以开刀的过程中，拉尔博正巧要离开巴黎一个月，他感到对一个病人来说，旅馆实在不是一个舒服的住所，所以，他就请乔伊斯一家搬到他的公寓中去住。拉尔博这个想法充满了关爱，特别是他当时的单身汉生活非常挑剔非常讲究，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对他的邀请感到惊讶。（他后来才结婚。）

他住在古老的勒慕尼主教街七十一号，那条街在万神殿的后面，经过蒙塔涅· 圣 ·吉纳维芙通向塞纳河。穿过一个大门之后，是长长的过道，然后就到了一个绿树掩映的英国式的广场，拉尔博的公寓就在绿树后面的一栋房子里。这里非常幽静，每当拉尔博要独处一段时间或要写作时，他都会住到这里来。他会警告所有的朋友们说他在那里闭关修炼，除了他的女佣之外，谁都不让进去。

所以现在，乔伊斯一家就住到了拉尔博的公寓里，这里的每个房间都不大，但很整齐，地板是打过蜡的，摆着古董的家具，还有玩具兵，以及装帧华美价值不菲的书籍。

在拉尔博的床上，躺着乔伊斯，他的眼睛上缠着绷带，嘴角上挂着笑容，他听着隔壁房间中他女儿和女佣的对话，家里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露西亚来进行的，因为她的法语最流利，而且，如同所有和乔伊斯打过交道的人一样，这个女佣也对他充满了兴趣。

“她总是把我称为‘他’，”乔伊斯告诉我，“‘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做什么？他说什么？他要起床么？他肚子饿了么？他难受么？’”讲话的声音虽然都很轻，但是对于乔伊斯这个听觉灵敏的人来说，还是能听得一清二楚。

有时候你会发现鲍勃·麦卡蒙坐在乔伊斯的床边，告诉他“那一群人”最近正在八卦的事情，他的美国口音和慢吞吞的鼻音，说起这些来就格外能逗乔伊斯开心。那段时间，麦卡蒙常去看望乔伊斯一家。阿德里安娜的妹夫，保尔——埃米尔·贝卡（Paul-Emile Becat）[2]，曾经画过一张乔伊斯和麦卡蒙在一起的速写。

海绵上的大蒜

乔伊斯做手术的那个小诊所位于塞纳河左岸，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在两条街交界的角落。据乔伊斯观察，那两条街的名称还挺合适，意译过来，就是“寻南街”（你会这么翻译么？），还有“注视街”。[3]

街上有一个日晷，巴黎人要确定是否到了中午（midi），就来看这个日晷，所以，还有一种译法是“寻午街”。

楼下候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