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全身舒缓下来。也难怪，阿德里安娜没有一个乔伊斯在她的书店里呀！更何况，我们美国人天生就喜欢吵吵闹闹。莎士比亚书店也就整天人声喧哗。我父亲在普林斯顿读书时，他的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是“杂务毕奇”，这个雅号用在他女儿身上也正合适。

早上九点钟，巴黎大学专门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的贺钦教授（M.Huchon）就来了，要给他的英国太太找一本轻松的小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午夜关门，书店里就不断地有学生们，读者们，作家们，翻译家们，出版商们，出版商的跑腿们，或朋友们进进出出。图书馆的成员中有许多当代作家，当然，还有那些我不认识的他们的读者朋友们。我当然特别喜欢那些来借阅乔伊斯或艾略特的作品的读者，但是对于其他的读者，我也尊重他们的权利。我曾为一位养育着七个喳喳乱叫的孩子的妈妈提供了一整套“宾豆”（Bindle）系列作品[3]，我还曾给法国会员弄到他一再要求的英国作家查尔斯·莫根（Charles Morgan）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像我自己这样平凡单纯的读者。如果没有我们，作家们该怎么办？书店该怎么办？

为读者寻找到合适的书籍，就像为他们寻找到合适的鞋子一样困难。有些顾客要从美国或英国订购最奇怪的出版物，例如，有一位每年只到我的书店来一次，就是为了取他的《拉斐尔历书》（Raphael's Ephemerides）。他们怎么就不能简简单单地买一本《男孩的愿望》（A Boy's Will），而偏要寻找我书店里根本就没有存货的东西呢？

当然，我的顾客一半以上是法国人，所以，我的工作也包括非正式地教授他们有关美国文学的知识，给他们提供最新的信息等。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美国新作家们一无所知。

我的这些“兔儿”[4]之中，有一位是培根的崇拜者，我的店名让他如此恼怒[5]，所以，他常常按捺不住要到我的店里来。在吞下培根火腿和鸡蛋的早餐后，他就急急忙忙赶到我的书店，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回复那堆积如山的写给莎士比亚书店的公务信函。他会把《解剖忧郁》（Anatomy of Melancholy）[6]或其他书籍从书架上硬扯下来，把书打开到能够证明莎士比亚是培根的笔名的那一页上，然后就把翻开的书留在店里。这位“兔儿”还有些暴力倾向。有一天我看到他直盯着拨火棍看，很显然，他已经决定要把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给放倒在地上，所以，当我看到海明威一如往常地走进书店时，我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还是更喜欢那些年轻的“兔崽儿”们，他们径直走进来，坐在那张红色圆桌边古老的小扶手椅上，阅读布莱荷的《地理》（Geography）[7]。布莱荷一直相信书籍应该出得又大又平展，可以让人坐在上面。我也总愿意停下手中并不太重要的活计，给这些孩子们看拉尔博的西点军校的士兵们，还有我在里屋大柜子上面放着的其他玩具，当然，你得把这些孩子举起来，他们才能看得见。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位是哈里特·沃特菲尔德（Harriet Waterfield）。她的父亲戈登·沃特菲尔德（Gordon Waterfield）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他们家族长辈达芙·戈登夫人（Lady Duff Gordon）[8]的传记。这本传记非常有趣，我要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推荐给所有没有读过的人。

哈里特当时只有五岁，她对她妈妈说：“你知道么，西尔维亚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把她当成挚友。有一天，我本该在书店里工作，但却跟着她去布隆涅森林里的动物园游玩。那时正是春天，那些动物的幼崽们就在游客的脚下跑来跑去，让人恼火的是，有时候它们还会跳起来，咬掉你大衣上的纽扣，这可是你最好的大衣，你妈妈一再叮嘱你千万别弄坏。等到我们去看大象时，就轻松多了，因为大象不会跳来跳去。哈里特说：“下次我们再来，就直接去看大象。”

有一天，一位穿着白裙子的金黄头发的小女孩和她的父亲一起来到书店，她坐在红色的小圆桌前翻阅儿童读物。这个孩子名叫薇奥兰（Violaine），是诗人克洛岱尔的干女儿，她的名字就是随克洛岱尔的戏剧《小女孩薇奥兰》（La Jeune Fille Violaine）中女主人公的而取的。她的父亲是诗人和大使亨利·霍伯诺（Henri Hoppenot），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薇奥兰和她的父亲以及母亲海琳娜·霍伯诺（Helene Hoppenot）刚刚从北京回来。

这个小女孩的英语几乎和法语一样好，那天我和她的父亲说话时，她深深地沉浸在凯特·格林纳威（Kate Greenaway）[9]的作品中，等到她长到二十岁时，在反纳粹的抵抗运动中，她变成了最危险的环境里最勇敢的女英雄。

莎士比亚书店的访客中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狗，但我的小狗泰迪对它们的态度并不友善。

说起泰迪，它原来的主人是我的顾客，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位年轻迷人的女士。泰迪是混有杂种血液的硬毛猎犬，是一条特别有魅力的狗。它常常到我的书店来，项圈上的许可证还是在布鲁克林时颁发的，它不许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