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给了我一本关于橘子或是什么橘色东西的书。我抓起这本书就把它扔到了教室的另一边，砸中了另一个孩子的脑袋，结果被赶回了家。

过去，某些单词的发音总是让我着迷，还有人们说话时变换的语气。有一次，妈妈和我去了一家咖啡店，一名女招待过来帮我们点餐，她对着厨房喊：“甜甜圈、椰子汁、咖啡、奶油！”语气中有一种奇妙的韵律，就像唱歌一样。在那之后过了好久，我依然每天大声重复这句话，一遍又一遍。现在，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能再每天重复同样的话，可我依然会时不时地迷上一些好听的语句。

在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和我同班的一个男孩也经常重复一些句子，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记下了，我记下了”。每次他要去厕所、快到课间休息或者放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记下了，我记下了。”

直到八岁，我才意识到，原来人是可以用语言来交流的。在那之前，我只会不停地重复一些短句。

从林肯选修小学升到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之后，盖特克先生非要等我说出书名或者“书”这个字之后，才肯把我最喜欢的书给我。

盖特克先生花了一周时间才弄明白我究竟想要哪本书，然后，他教会了我怎样说出书名，向我演示索要书的方式。这让我很难理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盖特克先生的愚蠢感到沮丧。我冒出各种短句，又是用手指，又是摇晃双手，但都没有用，直到我照他教的说出书名，这才得到了我想要的书。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可以通过与他人交流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是在八岁零八个月又两天察觉到这一重要事实的。在那之后，我开始阅读一切能找到的文字，并用它们表达自己的需要。

树就不一样，你不需要为了被它理解而发出特定的声响。树只是静静地长在那里，随时等你去爬。树比人类简单多了。

星期二早上，我坐在自己的课桌前，教室里空荡荡的。盖特克先生已经在讲台前坐好，正在翻看一张张试卷，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我开始对盖特克先生讲我爬隔壁的红雪松时看到的大树，告诉他我有多想去爬那棵树。然后，我还谈到我们在森林里看到的一切。正说着，盖特克先生打断了我：“马奇，现在我得请你停止对我讲这棵树了，我还有家庭作业要批改。我们午餐时间再聊，好吗？”

我不再说话了。

后来，别的学生来了，教室变得嘈杂。我用双手捂住耳朵，开始想那棵长在原始森林里的大树。

关于树的知识，别的学生没我懂得多。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我懂得多。科学、数学、写作，我每门课都是全班第一。

然而也有例外，我不擅长历史和美术。我曾尽力画一棵树，但班里有个女孩子画得比我好多了。我的树只有八根线条，就像一根棍子，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树，她的树则要形象得多。我认为她画的是一棵枫树，很有可能是一棵雷波槭。她画的树现在还在我书桌旁边的墙壁上。

尽管同班五年，我还是不知道这个画树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

第五章

星期二放学后，妈妈带我去见一个人。她的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朗达·拉姆齐，文科硕士，儿童智力开发治疗师”。桌上的名片上也印着相同的文字。我发现，只要人们的名字像这样被印在什么东西上面，就会比较容易记住。于是，我记住了她的名字：朗达。

我之所以开始见朗达，是因为他们说有时候我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疼痛。上周末，我又进了医院，他们就安排我每周去见她。现在，这成了一条规矩——每个星期二我必须见朗达。

朗达的办公室里有一只小水缸，中间的陶罐不断地冒出水来，仿佛永远不会停止，就像去年冬天大雨之后，我在老房子后面的小溪里发现的迷你瀑布一样。我认为这水缸里的水和那瀑布一样，是无限循环的。我不知道朗达为什么要把一个水缸摆在办公室里。它的后面有一棵非常小的日本枫，一部分根系暴露在外，让我十分着迷。我很想摸一摸这棵微型的小树。

“马奇，”朗达说，“你知道吗？他们要举行一场听证会，来判断你妈妈是否有能力照顾你。”

“我妈妈为什么会没有能力照顾我？”我说。

“你似乎总是在伤害自己，这场听证会将判断你是否有自残倾向。这很重要，你必须得知道——”

“不，”我说，“不要再说了。”

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我不想知道。朗达叹了一口气，说：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儿吗，马奇？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你必须来这里见我呢？”

我思考了一会儿。我想妈妈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的手臂和大腿内侧总是有擦伤。

有时候，我会爬一些光秃秃的树，没几根树枝。我整个人像树懒一样挂在树干上，然后慢慢把自己往上拉，身上就会出现破口和瘀青，但我自己并不知道。事实上，我从未注意到自己的伤口，直到妈妈或迈克舅舅提醒我，我才会意识到自己受了伤。

“因为我受伤了。”我对朗达说。我经常受伤这件事似乎让妈妈十分担心——我在树上出了点儿事，妈妈却要到几个小时之后才知道。

“你多久受一次伤呢？”

朗达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低头看了看手臂上的图案。上臂还缠着绷带，可我不想谈这件事，倒是可以跟她说说手臂上的图案：

“我唯一一次进医院是因为被树干弄伤了。当时，我正在爬一棵五十英尺高的道格拉斯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