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再也没有树的存在了？

树木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在美国西南部，一种名叫雕刻小蠹的甲虫杀死了所有的矮松，还有云杉甲虫、冷杉甲虫、山地松甲虫。人们很容易把罪名推到昆虫身上。而真相却是，这些昆虫之所以活动频繁，都是因为气温升高和压力增大——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人类。甲虫和其他的昆虫只不过是人类的小士兵，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杀死所有的树。

举个例子，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就在华盛顿州以北，原本以大片大片的罗奇波尔松闻名，但在过去的十年中，百分之八十的罗奇波尔松都死掉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甲虫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大肆繁衍，将树林从碳汇变为碳源的实例还有很多很多。

到我二十岁的时候，英属哥伦比亚将不再是一个森林覆盖的省份。华盛顿州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我是不是要在一个没有树的世界里长大？

美国黄松也正在走向灭绝。我已经把美国栗树的故事解释给外公听过了。这回，我开始跟他讲美国黄松的故事，可我刚讲到美国黄松甲虫时，外公就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他把照片收好，拿起那副旧旧的棒球手套。

“我们来玩会儿球怎么样，彼得？”他说。

既然他想玩球，我也没什么意见，尽管我投球的水平很不稳定。我永远接不到球，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总是把球朝我滚过来，我捡起球朝他投过去。通常情况下，我会把球扔到房顶上，而不是他的手套里，但他并不介意。我喜欢在室外，与外公和树在一起。

离开外公外婆家的时候，光线发生了变化。天空不再被暮霭完全遮蔽，云层后面射出几束阳光。在太平洋西北岸，我们称之为“日破”。广播节目甚至会告诉你阳光将在何时突破云层。

早晨的水雾消散之后，云层不见了，周围的事物不再被雾气遮蔽，呈现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在阳光的折射下，一切都笼罩上了一层明亮的光晕。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淹没在一片光的海洋中。

这时候的太平洋西北岸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开车经过时，光线使我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样。在明亮的阳光下，绿地俨然一副热带岛屿的光景，尽管没有那么炎热，也缺乏海滩风情。

天气还是很热的，那天下午有将近十八摄氏度！相比起一年中的其他时候来说，现在算是相当热了。在这里，气温只要零下十七到十摄氏度，人人都会穿起毛衣和羊毛外套。

我想象着树把所有的阳光全部吸走，贪婪地吞噬着倾泻在我们身上的全部能量。

有时候，带给我同样感受的还有信息与真相。真相，知识，信息，这些东西包围着我们，以一种无法遏止的势头将我们淹没。可有时，我竟成了唯一能吸收这些真实事物的人：识别树木的真名，测量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估算根系的长度，计算气候变化对树木的影响，估计爬上附近的每一棵树所需花费的时间。

除了我之外，似乎没有人在做这些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只有我才在乎这些事吗？只有我才能感受到那每时每刻浸润着我们的知识的阳光吗？

我们身处一片光的海洋，整个人被包围其中，每天在里面游泳、活动，但我似乎是唯一睁开双眼、看清周围真相的人。

有时候，这让我感到非常孤单。

回到家后，我对妈妈说，我要去爬一棵树，不过并没有告诉她具体是哪一棵。我不擅长说谎，但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措辞，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个方法十分有用。

我发现自己其实知道从家里去LBA树林看鹰树的路线。我看过地图，LBA树林距离我家只有二点一英里，但路线十分曲折。看了地图后，我把整条路线清清楚楚地印在脑子里，不落下任何细节。找到树林和爬树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不过用走路代替攀爬罢了。

我知道那儿有一个栅栏，可我不想再玩帕特·提尔曼的泰山游戏了。要是我能再一次走到距离鹰树足够近的地方，亲眼看一看它的形状，就可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美国黄松。

我一边走，一边抚摸着道路两旁树木的树皮，感到心满意足。在LBA树林里，树与树挤挤挨挨地生长。我只要离开小径，一伸手就能抚摸到它们的树皮。阳光下的树皮是温暖的、粗糙的，我想象着每一棵树里面都住着一个灵魂，就像树人一样。尽管明知这个念头并不真实，但那些树的存在本身就足以使我满心愉悦。

如果鹰树是一棵橡树，就会与周围的树更贴近一些，不会如此孤立。成群的橡树被称作萨瓦纳——它们的根系紧贴着彼此。妈妈在我的一本书中读到过这个词，她称之为“共生”。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正是她想做的事情——和其他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和树。如果要我与别的生物“共生”的话，我会选择树。

我伸出一只手，抚摸身边长长的树枝，树叶在我的触碰下微微颤动。树大概知道我在这里吧，又或许并不知道。我存在与否对树来说无关紧要，这正是我喜欢树的一个原因。

后来，我在树林里遇见了一个女人。她起初没有看见我，因为她拿着一副望远镜，正在用它观察树顶，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注意了她好一阵子，觉得似乎有点眼熟。

这是我唯一一次长时间地观察别人。观察人与观察树林中的一头小鹿或一只松鼠不同。她没有小鹿那么安静，也没有松鼠那么敏捷、活泼，而是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她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