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妈妈的一只手，正莫名其妙地紧紧抓着我的棕色衬衫。“马奇，”她紧贴着我的脸，我都能嗅到她的呼吸——甜甜的，带有一丝柑橘的气息，连牙齿和舌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的声音非常响，“你必须停下来，亲爱的，我都没法思考了。这样又叫又闹的让我怎么好好开车？”

我闭上了嘴，双手却依然止不住地抽搐。刚才看见的树全都消失在车子后面，我任由它们离去。她的右手离开了我的肩膀，放回到方向盘上，手指还在剧烈地颤抖，声音低沉而沙哑，眼睛里的水流满了脸颊。但她似乎浑然不觉，只是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的道路，丝毫不在意那些被抛在身后的树木。

我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扭头去看那些树，努力计算着如果现在就停车的话，距离它们会有多远。这很困难，因为车子开得时快时慢，无法计算出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抵达树下。

在我身边，妈妈发出了另一个声音，接着又从包里抖出一张软软的纸。我仔细地观察这张纸，发现它就像一只从包装袋里飞出来的蝴蝶。我见过蝴蝶长什么样，这一只很漂亮，却被妈妈拿来擤了鼻子。

擤完鼻子之后，她的手指不再颤抖了。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我知道，她不想让我把头转开。于是，我很努力地维持了大约六秒钟，接受她的凝视。最后，我终于忍不住转开了脑袋。就在这时，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坐在行驶的车上计算与树木之间的距离和注视她的脸这两个难题之间竟存在某种相似之处。

我无法准确地计算出与那些树的距离，是因为距离随着时间变化在不断变化。这也正是我不喜欢注视人脸的原因。人脸很难看得清楚，它们一直在不断变化。更糟的是，人们总希望你能理解他们脸上的表情，即便那些表情分明就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理解。

在那十一棵树中，橡树应该是最好爬的一棵。我张开嘴，轻轻哼了起来，好让自己更清楚地思考关于橡树与其构造的问题，并把它的构造存储在记忆中。这时候，妈妈斜着眼睛瞥了我一眼，我只能看见她的半张脸。从这个角度看去，她的眼睛是白色的，只露出一点点的瞳仁。我再次闭上嘴巴，双手却自动从大腿上抬了起来，比出一个类似某种树枝的拱形。

我希望自己能抚摸一下妈妈，让她体会到我被抚摸时的感受，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只好转过头去不再看她。我开始小声地哼哼，脑中逐渐浮现出那棵橡树粗壮的树枝，从树干的中央向四周延伸，就像是数不清的动脉围绕一颗强壮的心脏生长。

每次我们来，外公总会拿出他小时候的照片给我看。他是在东海岸长大的，时常给我讲照片中那些人的故事，我则对他说背景中那些树的故事。

外公让我想起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他没有头发，两只耳朵看起来就像脑袋上光秃秃的树枝，上面长满深深浅浅的斑点。我很喜欢听他讲当年那些老树的故事。

我希望自己也能在场，亲眼看看那些老树。外公就在场，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在意它们。他对树的了解不如我多，他常常对我说：“看来我当时没有睁大眼睛好好瞧一瞧，是吧，彼得？”

我从这些照片上看到，美国曾经有许多非常非常高大的树。比如，书上说明尼苏达北部的森林里曾有一片原始白松——每一棵都高达二百二十英尺，相当于二十层楼那么高。这样的大树原本不计其数，遍布各地，后来全被砍掉了。

外公的照片里还有美国栗树的身影。一百多年前，广袤无垠的美国栗树林是一种多么美丽的景致啊。我的好些亲戚都曾站在栗树林前，拍下许多黑白照片。我还看过不少美国栗树的照片和图画。

美国栗树能从森林地表生长至一百英尺以上的高度，树枝朝四面八方伸展，整个树冠仿若一柄巨大的伞。每一棵枝繁叶茂的栗树都如同一个小森林般，长有将近一英亩的树叶。

阿巴拉契亚山脉曾经满是这些庞然大物。一棵茂盛的栗树无论从哪个方向测量，树冠的周长都在二十到二十五英尺——直径则能达到十英尺。这里曾经有成千上万棵这样的大树，数都数不清。即使是从外公的照片里看，站在栗树下的人也显得像侏儒般矮小。

外公的照片有些年头了，如今野外早已看不见栗树的踪影，更不要说这么大、这么多的了。一九〇四年，美国栗树开始成片地死亡。罪魁祸首就是一种来自亚洲的真菌，名叫板栗疫病菌。

不幸的是，这种真菌很快就蔓延至阿巴拉契亚山脉，感染了那里所有的树。短短几十年内，四百万棵树就这样死掉了。如果换算成人类的数量，相当于在十年中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现在，幸存的美国栗树已经寥寥无几，只剩下一些杂交品种或特殊的抗菌品种。

我是美国栗树基金会的一员。这个组织是由一些希望在东部林区恢复栗树种群的人组成的。正是这些人培育出了抗枯萎病的栗树品种。可是，要恢复一种已经灭绝的树木种群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我们正在杀死所有的树。外公不相信，每次我一说起这件事，他就会把照片放在一边，大笑起来。“杀死所有的树？这是不可能的，彼得。”他对我说。但是，他错了。

大多数的树木正在逐渐死亡。整个北美洲的森林——从墨西哥到阿拉斯加，都在逐渐死亡。自我出生以来，已经有七千平方英里的树林死掉了——相当于整个华盛顿州的大小。等我长到外公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