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抱着那根粗柱子，凝视着，思索着。

从我们家过去一点儿有个急转弯，拉德利家的宅子就在拐角上。我们往南走的话，正对着他家的门廊；人行道从这儿拐了个弯，绕过房子向前延伸。这是一座低矮的房子，曾经一度是白色的，有深深的前廊和绿色的百叶窗，可是现在早已变得晦暗无光，和周围的院子一样灰不溜秋的。被雨水侵蚀的木瓦没精打采地耷拉在门廊的屋檐上方；几棵橡树遮蔽着日头；残留下来的尖桩栅栏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护卫着前院——这个被叫作“扫院”的地方从来没有人清扫过，院子里生长着繁茂的约翰逊草和兔烟草。

房子里住着一个恶毒的幽灵。人们都这么说，可我和杰姆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据说他会在夜里等到月亮落下去的时候溜出来，偷偷往人家的窗户里面窥探。如果谁家种的杜鹃花被寒流冻坏了，那肯定是他往花上吹了口气。梅科姆镇发生的所有小偷小摸之类的勾当，他都摆脱不了干系。有一段时间，一连串病态的夜间犯罪让镇上的居民心惊肉跳：人们家里养的鸡和宠物不断惨遭毒手。虽然作案者疯子艾迪掉进巴克湾里淹死了，但人们仍然盯着拉德利家，不想打消他们最初的怀疑。随便一个黑人，到了晚上从来不从拉德利家门前经过，而是横穿到对面的人行道上，一路走一路吹口哨。梅科姆学校的操场连着拉德利家的后院，院里的鸡圈旁边有几棵高大的胡桃树，总有一些果实掉落到学校操场这一边，但那些胡桃散落在地上，孩子们谁也不敢去碰，因为拉德利家的胡桃吃了会死人的。如果有人把棒球打进了拉德利家的院子里，谁也不会想法子拿回来，就当是丢了。

那座房子早在杰姆和我出生之前就笼罩着一层阴影。尽管拉德利一家人在镇子里的任何地方都被人们欣然接纳，但他们却选择离群索居，这在梅科姆镇是个不可原谅的怪癖。他们不去教堂——这是梅科姆镇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他们却选择在家里做礼拜；拉德利太太在上午十点来钟的时候几乎从来不串门去邻居家喝咖啡，当然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布道会。拉德利先生每天上午十一点半出门到镇上去，并在十二点钟准时返回，有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邻居们猜测里面装的是食品杂货。我从来不知道拉德利先生从事什么行当——杰姆说他的工作是“买棉花”，这是“什么也不干”的委婉说法，不过，在所有人的记忆里，拉德利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一直生活在这里。

拉德利家在星期天总是门窗紧闭，这又和梅科姆镇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关门闭户意味着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天气寒冷。每个星期天下午，大家照例会像模像样地走亲访友：女士们穿上紧身胸衣，男人们套上大衣，孩子们也穿上了鞋。然而，拉德利家的邻居们从来没有在星期天下午走上他们家门前的台阶，招呼一声“嗨”。拉德利家的房子没有纱门。他们以前有没有装过纱门？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阿迪克斯；阿迪克斯说有过，但那是在我出生之前。

据街坊邻居们传说，拉德利家的小儿子十几岁的时候结识了从老塞勒姆来的坎宁安家的几个人。坎宁安家住在梅科姆县北部，是个庞大而混乱的家族。小拉德利和这伙人一起厮混，在梅科姆镇的人眼里，他们是本地最接近团伙的一伙人。虽然他们也没做什么，却足以让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而且还被三位教士公开警告过。他们在理发店周围晃来晃去，星期天乘公交车去阿伯茨维尔看电影，到县里的河边赌场和露珠旅馆钓鱼营参加舞会，甚至还品尝藏在树桩洞里的私酿威士忌。梅科姆镇上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去告诉拉德利先生，说他的儿子正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一天晚上，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这群不良少年驾着一辆借来的蹩脚汽车，绕着镇中心广场倒着车兜圈子。梅科姆镇的老治安员康纳先生试图抓住他们，他们不光拒捕，还把康纳先生锁进了县政府大楼的配房里。镇上的人认定必须采取措施了；康纳先生说，他认得出这帮人中的每一个，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于是这帮少年被带上未成年人法庭，被指控行为不检、扰乱治安、人身攻击和伤害，以及在女性面前使用粗鲁污秽的语言。法官向康纳先生询问最后一条从何而来，康纳先生回答说，他们的叫骂声太大了，他确信会传到梅科姆镇每一位女士的耳朵里。法官决定把这些不良少年送到州立工读学校去。有时候，人们把孩子送到工读学校只是为了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体面的住处——那地方不是监狱，也没什么丢脸的。但拉德利先生不这样认为。他向法官保证，如果释放了阿瑟，他会负责监管，不让阿瑟再惹任何麻烦。法官知道拉德利先生说到做到，便很乐意地照办了。

另外几个少年去了工读学校，接受了本州最好的中学教育，其中一个还靠勤工俭学从奥本大学的工程学院毕业了。拉德利家从那时起便大门紧闭，不管是在平时还是星期天；他家的男孩则从那以后踪影全无，一连十五年没露面。

不过，突然有一天，就在杰姆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人们开始谈论怪人拉德利，还有几个人亲眼看见过，可惜杰姆没赶上。他说阿迪克斯从不怎么提起拉德利家的情况，每次他问起来，阿迪克斯唯一的回答就是让他管好自己的事儿，让拉德利家的人管好他们的事儿，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