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西夏这个战争机器也要悄然启动，它的分工明确：

梁乙埋总揽对外交涉与内部协调，仁多保忠主导军事改革与备战，而她本人，则要承担起最艰难的任务——整合内部，凝聚人心。

密议之后，梁太后的銮驾，开始频繁出现在兴庆府及其周边。

她首先去的，是野利氏的部落。

野利家族，曾是元昊皇后的母族，势力盘根错节，虽经打压，余威犹存。

梁太后没有摆摄政的架子，而是以侄女（秉常）母亲的身份，带着丰厚的赏赐，与野利族的老酋长叙话。

“老族长，如今宋人咄咄逼人，绥州之失，是我西夏之耻。

秉常年幼，我这做母亲的，与国相（梁乙埋）殚精竭虑，只为保住先帝留下的基业。

将来，还需野利氏的儿郎们，为国效力，驰骋沙场。”

她言辞恳切，并将一部分盐池的利润，许诺分润给野利氏。

老酋长目光闪烁，最终躬身表示：

“太后放心，野利部与国同休，但有所命，绝不推辞。”

紧接着，她又走访了卫慕氏、没藏氏等部落。

每一次，她都带着不同的“礼物”——有时是官职的许诺，有时是贸易的特权，有时则仅仅是倾听他们的抱怨，展现一种“共商国是”的姿态。

她清晰地传达出一个信息：

未来的战争，将是整个党项族的战争，有功者，必将重赏；

有功之部落，必将与我梁氏，共享富贵。

但同时，她的手腕也丝毫不软。

对于一个私下抱怨“备边税”太重的小部落首领。

梁太后并未公开处罚，而是派仁多保忠的“擒生军”以“巡边”为名，从其部落领地经过，并“恰好”剿灭了一股时常骚扰该部的小股马贼。

恩威并施之下，那位首领立刻变得服服帖帖。

“内部不稳，才是取死之道。”

这句话，她不仅对弟弟和将军说，更是在用行动，一点点地将它烙进每一个有实力的党项贵族心中。

她要将可能的内部分裂势力，全部捆绑在对外战争的战车上。

就在梁太后穿梭于各部族的同时，贺兰山深处的几处隐秘谷地，已然变成了巨大的练兵场。

仁多保忠褪下了朝服，换上了戎装。

他深知太后将最锋利的刀交到他手中的意义，也清楚时间紧迫。

扩编“擒生军”的命令一下，各部落选送的，大多是悍勇无畏但桀骜不驯的勇士。

如何将这群狼崽子锻造成一支听号令、能打硬仗的军队，是极大的挑战。

训练极其严酷，甚至可说残忍。

“因粮于敌”的国策，决定了这支军队必须擅长攻击和掠夺。

仁多保忠命人仿照宋军最典型的堡寨，用土木匆匆搭建起模拟工事。

“快！再快！宋人的援军就在路上！打破木栅，里面的粮食、布匹、女人，都是你们的！”

军官用皮鞭和诱惑驱策着士兵。

攻坚、放火、破坏、抓捕……每一项训练都极具针对性。

伤亡不可避免，仁多保忠的铁律是：

“伤者，抚恤加倍；

死者，家眷由朝廷供养；

畏缩不前者，立斩！”

同时，参谋们则日夜对着地图推演。

绥州、环州、庆州……每一处关隘，每一条可能的进军路线和补给线，都被反复研究。

他们模拟宋军可能采取的坚守、增援、包抄等战术，并寻找应对之法。

大量的细作被派往边境，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骚扰，而是详细记录宋军堡寨的防御弱点、驻军换防规律、粮草囤积地点。

仁多保忠对梁太后汇报时，语气沉重而现实：

“太后，扩军、练兵、囤积军械粮草，无一不要钱，要时间。

熙宁三年秋，绝无可能。

仓促出兵，必是送死。

最快，也需到明年（熙宁四年）春耕之时，我军方能初具战力，后勤方能支撑一场大战。”

这个时间表，与梁太后内心的判断不谋而合。

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外交迷惑”和“内部整合”的策略必须贯穿整个准备期。

梁乙埋的担子同样不轻。他派往汴京的使团，果然如预料中那般碰了钉子。

宋朝君臣对西夏“索要岁赐”和“归还绥州”的要求嗤之以鼻，严词拒绝。

梁乙埋立刻借此大做文章，在境内宣扬宋人的“傲慢”与“欺凌”，同时果断关闭了几处重要的榷场。

边境的党项商人、牧民顿时怨声载道，生活的压力很快转化为对宋朝的愤恨。

梁乙埋巧妙地将这股民意引导向主战的方向。

而真正关键的，是出使辽国。

梁乙埋选派了最富辩才、最懂辽主心思的心腹，携带了一百匹西夏良驹、大量的青盐和珠宝，秘密前往辽国上京。

使臣见到辽道宗耶律洪基后，并未一味哭诉求援，而是冷静地分析局势：

“陛下明鉴，南朝赵顼，锐意变法，其志非小。

今日其整军经武，目标是我西夏，然一旦其羽翼丰满，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

唇亡齿寒之理，陛下岂能不知？

我主太后之意，并非要大汗出兵，只望大汗能体谅我夏国被逼自保的苦衷，持中而立。

若我夏国能挫南朝锐气，于大辽，岂非有利无害？”

这番说辞，点到即止，既抬高了辽国，又暗示了共同的潜在威胁。

辽国君臣对宋夏相争乐见其成，只要不明确破坏辽宋和约，他们自然愿意坐山观虎斗。

辽主的默许，为西夏去掉了一个最大的后顾之忧。

熙宁三年的春夏秋三季，就在这种外松内紧、暗流汹涌的氛围中过去。

在兴庆府，梁太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