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及陶制明器已经开了先河，这纸钱的文化价值与泥钱也相差无多。

纸钱在文化意义上的飞跃在于两点，一是它不再是仅仅在丧葬之时，即在平时年节祭祀祖先时也要使用，二是它变瘗埋为焚化。这一演变过程已经无可查考，但据后世一些坚持古礼的先生所说，其蜕变之咎乃在于释氏“资冥福”之说的影响。

纸钱的用于“资冥”，固然与佛教的传播有极大关系，但其实也正合于中国本土的孝道，方才能为民众以至士大夫所接受。人间逢年过节，只要手中还有几文，总要赶着“购物节大甩卖”采办些东西，念此及彼，孝子顺孙们也应想起冥界的祖先吧。但坟墓不是钱箱衣柜，开来开去极为不便，所以想随时把铜钱埋入一些是做不到的。由此便可以看出纸钱的优越。南宋耐得翁《就日录》记有一事，北宋时，邵雍春秋祭祀祖先，综合古今之礼行之，所以也焚烧纸钱。程颐以为不合于礼，便前来责问。康节先生答云：“明器之义也，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二程中伊川先生总是扮演老牌左派的矫伪角色，头天见了个歌妓，耿耿到第二天还不释于怀，皇上折了根柳枝，他便以为有伤“生意”，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混账话更是贻害至今，而此时他也是一副可厌的卫道面孔。但邵康节认为纸钱与其他的明器如泥车刍灵之类并无两样，只要能表达子孙的孝心，就没有什么不可用的。当然这纸钱也只是表表孝心而已，正如现在说的“常回家看看”，未必大包小包拿着，康节先生也并不认定纸片焚烧过去就会成了通神之钱的。

《枫窗小牍》又记道：南宋时高宗死后，百官奠哭，用纸钱路祭，刚登基的孝宗为了表现自己对嗣父的孝心，便嫌那些纸钱做得太小，弄得出丧不够排场。于是又有半通不通的谏官上奏，说：“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其意若曰，这纸钱本来就不该用，小一些又有何妨。孝宗看了大发脾气，把奏章往地上一扔，说：“邵尧夫那样的贤人，祭祖先不是也用纸钱吗？难道你活在世上就不用一文钱了吗？”谏官之本意是劝阻皇帝不要把丧事办得太铺张，但他的着眼点却并不高明，结果受了一顿抢白。而朱文公有云：“国初言礼者错看，徒作纸衣冠而不作纸钱，不知纸衣冠与纸钱何别？”正是邵康节说的“明器之义”。可见焚化纸钱以供亡灵在冥间花用，这已经成了民间“尽孝”的公共准则，大儒都已经从众，小儒就不要乱吠了。[1]

再进一步，在民间的幽冥观中，不但纸钱在冥间通用无碍，且有把铜钱从冥世驱除出去的趋势。唐人唐临《冥报记》有一则故事，说令史王璹无缘无故被冥府捉走，到了那里才知道抓错了，中国自古的规矩是抓错打错之后还要谢恩的，于是王璹被释还阳，冥吏便让他交上一笔“感谢费”，而且特别说明：“吾不用汝铜钱，欲得白纸钱。”南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五“马妾冤”一条记冤魂索命，被祟者便请道士从中斡旋，最后说到偿还一笔钱财，便问：“汝欲铜钱耶，纸钱邪？”此鬼虽是女流，却熟读八大家，便套着韩文公《送穷文》的话笑道：“我鬼非人，安用铜钱？”　很明显，铜钱就是埋到地下，鬼魂们也是无由享用的。

在幽冥文化中，纸钱对铜钱的最大优势，乃在于它的“焚化”。这个“化”不是纸化为灰，而是人间的纸钱化为冥界的硬通货。纸钱只有焚化之后，冥界才能见到，受者方能到手。而铜钱埋在土中，历久不化，盗墓者挖将出来，还是人间财货，鬼魂空看了多少年，何尝用得一文？至于感谢费以及各种追加的钱财，如果是铜钱，那就简直不知道往哪里送了。所以从道理上讲，纸钱一派占了先机，此时再为铜钱辩护，不由让人疑他是摸金校尉一党了。

然而这一“化”，便让幽冥文化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纸钱可以化，纸器纸衣、纸人纸马自然也跟踪而化。汉景帝坐稳了江山，平灭七国之乱的将军周亚夫就没有用了，一没用自然就看着不顺眼，不顺眼最好就是让他消失。正好周亚夫的儿子买了五百套用作葬具的盔甲盾牌，就让景帝找到了好借口，诬周亚夫预谋造反。亚夫道：“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法官驳斥道：“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天子圣明，走狗的话肯定也不错，但这也就开了往阴间私运武器的先例。依此类推，纸盔纸甲，纸枪纸刀，再大至战垒城堡、飞机大炮，只要用纸裱成，一炬冲天，便化到冥界，弄不好真可以组织起一支野战军，对森罗宝殿搞起“武器的批判”，“旌旗十万斩阎罗”，纸钱的历史意义岂小哉！　

蔡侯造纸，功在天下，从小学课本到大百科全书，缕叙甚详，唯对于可造楮钱一节失记，大为缺憾。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篇特别记载了专门用来做冥钱的纸，名叫“火纸”（意谓专用于烧掉的纸），并云其纸“十七（十分之七）供冥烧，十三（十分之三）供日用”。谈纸而不遗冥用，此其所以为名著乎！

二

本文说的“纸钱”只是冥币的通称，未必皆是孔方兄那样的嘴脸，元宝形、银锭形的也应算在其内的。但大多纸钱是做成铜钱状，所谓“剪纸为钱”，应是铜钱之制。可是剪纸效率太低，供不应求，于是自唐以后就大多改为“凿”纸为钱，而且似乎那凿纸用的工具也多为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