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然后成了精神病。郡中有个小官员叫郑奇的，乘车出外公干，行至距驿亭六七里的地方，就遇到一个美妇人请求搭车。郑奇装模作样地推托了一下，就让她上了车。行至驿亭，他带着妇人要上楼住宿。值守的吏卒说楼上太凶，不能上。郑奇哪里肯听，硬是上了楼，当晚就和那美妇人成就了一夜情。天还未明，郑奇就上路了，等到亭卒上楼打扫，只见一具女尸横在那里，便赶忙报告亭长。亭长召集手下，一打听，原来在亭西北八里有家姓吴的人家，太太刚死，夜间临入殡时灯火灭了，再点上灯，尸首就不见了。吴家把尸首领去不提，却说那位郑先生上路走了几里，就觉得肚子痛，及至到达南顿的利阳亭，病痛加剧，竟一命呜呼了。

与大量幽媾故事不同的是，这奔妇不是鬼魂，而是尸体，家人把她抬回去之后，除了为丢了面子而懊恼之外，估计也不会对她采取过激行动。郑奇的死与这女尸肯定有关系，但那驿亭的楼上本来就不清静，说是楼上的鬼魅趁机害人，也未必无理，甚至可以根据文字的暗示来猜想，这女尸的脱离本位、求人寄载、与人苟合这一系列行为，其实都是楼上鬼物操纵的结果。

这就为人探讨走尸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实例”，不是尸体本身作怪，而是其他鬼物利用这尸体来为祟，也就是“附尸为厉”。这实在是解释尸变的绝好理由，以后便被人采用，而最早揭出的似是南宋的洪迈。

《夷坚丁志》卷五有“句容人”一条，建康府的一个衙役出外差，急于赶回，乘夜赶路。时正寒冬，行至句容地面，见山脚下一园屋有火光，便走过去取暖。进屋后，见七八个村民守着地上的一个死尸，原来是缢死于此室，地方把他放下来，正等着官府来人验尸。衙役见村民或睡或坐，便稍坐了一下，又继续赶路。可是刚出门，就觉得屋里有个人跟了上来。衙役走得快，后面那位也紧跟着。这样一前一后走了有二里多地，遇到前面有条沟，衙役一跃而过，而后面那位却咕咚一声，一头栽进沟里。衙役下沟把他搀出，竟然没气了。原来跟上来的是那个缢死的尸首！于是洪迈解释道：“盖强魂附尸欲为厉。”所谓“强魂”乃指另一个鬼魂，而不是尸体的原主。

洪迈对走尸的这一见解，在另一则故事中继续印证，见于《夷坚支志·丁集》卷六“证果寺习业”。明州士人王某，在证果寺租了间静室，为准备应试读书。寺里只有三四个和尚，这天夜里到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做法事超度亡魂去了。到了半夜，王某便吹灯就寢。忽然有人敲门，王某一问，竟是老朋友，赶紧开门延入。老朋友说：“也是我图赶路，错过宿店，想借住一夜。”王某就留他同卧一榻，畅述别情。聊了一会儿，朋友笑道：“有一事不得不实言相告，请你别怕。我已经死了一年多了，今晚前来，实因有事相托。”王某登时吓得冰凉，可是也没办法，只好听他说下去。朋友道：“我死后，妻子就改嫁了，撇下幼儿，无以为生。我活着的时候积攒下二百两束脩，埋于某处，请你告诉我儿子。”说罢，便起身长揖而别。王某正庆幸鬼友离去，可是暗中隐隐觉得旁边还睡着一人。他胆战心惊，吓得一夜不能入睡，好容易熬到天明，赶快拉开门跑了出去。正好和尚们也回来了，说起一件怪事：十遍经念过，要抬尸入殓了，可是一摸，布单下面是空的，尸首不知跑哪儿去了。王某领他们到自己的屋，再看床上挺着的，正是新死的那位爷。

有朋自远方来，哪怕是借人躯壳而来，欢若平生，也正应了“死友”之名。但嘱托完毕，径自离去，把借来的尸首扔在那里不管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后果往往很严重，幸好尸体本身很乖，否则王某真要“不亦乐乎”了。而这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嵊县山庵”，见于《夷坚志补》卷十六，那尸体可就不那么安分了。那位朋友嘱托完毕，也不打招呼就悄悄走了，不料留下的尸体却还有灵气，于是大惹麻烦：主人打盹发出微鼾，那访客也打起鼾；主人倦极倚墙而坐，访客也半坐半卧；主人揭起帐子往外吐唾，访客也跟着吐了一口。真是亦步亦趋、如影随形。主人这才觉出不大对劲，悄悄溜下床急跑，那物也就追了上来。幸亏这位知道僵尸不能曲折而行，便绕了个弯子，僵尸踉跄直前，抱着屋柱不动了。结论是：“盖旧鬼欲有所凭，借新尸以来。语竟，魂魄却还，新鬼伥伥无依，故致此怪。”

洪迈的这种观点在后世仍不乏同调，最为典型的是清代东轩主人《述异记》卷中所讲的“僵尸鬼”故事，它把强魂附尸表述得最为形象而清晰。故事很像是从人间“局诈”中移植过来的，也比一般的尸变故事多些曲折：

山东某县一荒冢有僵尸鬼，每为人害。康熙某年有二役同解一犯过其地，时值大雨，天暮无所投止。行至初更，远望有微火若灯，趋至，则破屋前后二间，阒无人声，入内视之，一妇人方背灯而哭。遂告以投宿之意，妇云：“我夫新死，尸尚在外舍，恐君等不安适耳。”三人愿留，遂共宿尸旁。二役已鼾睡，此犯心悸，辗侧未寝。忽见此尸蹶然而兴，就灯熏手使黑，往涂役面，两役俱不动。后复熏手将至犯身，犯大呼狂走出门，尸遽追之，连过二桥，尸犹未舍。犯奔入破庙，逾短垣而出，尸撞墙僵仆，犯亦昏倒墙外。迨明，行者见之，以姜汤灌苏，共往迹之，则二役并死于荒冢之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