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水。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解散！”我们立即坐在铁轨堆投下的窄条阴影之中。饿得发慌的希腊人(鬼知道他们几个人怎么钻到这儿来了)在铁轨中间开始搜寻。有的捡到了一个罐头盒儿、发霉的面包圈、吃剩下的沙丁鱼，捡起来就吃。

“臭猪！”一个年轻大个子哨兵唾了他们一口。他长着一头浓密的亚麻色头发和一双恍恍惚惚的眼睛，“等会儿你们不就有吃的了吗？吃也吃不完，吃了三天都不想再吃。”

他正了正自动步枪，用手帕擦了擦脸。

“畜生。”我们异口同声，表示同意。

“喂，胖子，”哨兵用皮靴轻轻碰了一下亨利的后脑勺，“听着，想喝水吗？”

“想是想，可是没有水罐儿呀。”法国人回答得在行。

“可惜。”

“哎，哨兵先生，您还不懂我的意思？哨兵先生不是跟我做过买卖吗？多少？”

“一百。就定了？”

“定了。”

我们喝水，水淡而无味。买水的费用出自还没到站的“旅客”和他们的钱包。

“嘿，得注意点儿，”法国人说着把空瓶子一扔，瓶子掉在铁轨上摔得粉碎，“钱不能揣进腰包，因为要搜查。而且，钱有个屁用，反正你有吃的。衣服也别乱拿，他们会怀疑你逃跑。衬衫可以拿一件，丝绸的，带领子的，运动式的。找到什么喝的，也别吆喝着喊我。我有办法。小心点儿，别挨揍。”

“他们打人？”

“那是家常便饭。得长后眼，屁眼儿。”

希腊人在我们周围坐着，下巴贪婪地上下运动，像大虫子一样，津津有味地嚼着霉烂的面包块。他们心里七上八下，因为不知道有什么活儿干。大木条子和铁轨让他们放心不下。他们不喜欢搬运东西。

“我们干什么活儿？”他们问。

“没活儿，输送车一来，全都进焚尸炉，明白了？”

“全明白了。”他们用集中营里这句通用语回答。这下子放了心：他们不必往卡车上装铁轨，也不必扛木头了。

与此同时，货场上越来越挤，说话声越来越大。工头们把人分成小组：有的负责打开即将到站的火车车厢铁门，有的站在木梯子下面，另有任务。那些梯子是活动的，又宽大又方便，好像是准备让人登台演说似的。摩托车嘟嘟嘟地不断开来，送来浑身披挂银色符号的党卫队下级军官。他们都吃得肥头大耳，穿着闪闪发光的军官皮靴，都长着一张又一张油亮蠢笨的嘴脸，有的拿着口袋，有的拿着藤棍，看样子都很能干，手脚麻利。他们都到餐厅去——那间其貌不扬的营房就是他们的餐厅，他们在那儿喝矿泉水、冷饮，冬天有烧酒。他们煞有介事地举起胳膊行罗马式军礼，接着又诚挚地握握手，会心地微笑一番，谈谈接到了什么信、家里的情况、孩子，掏出照片来互相看看。有的在小广场上溜达，十分威严，卵石子儿和皮靴底发出嘎嘎声响，衣领上的方块熠熠发光。矮竹林发出焦躁的沙沙声。

穿条纹囚服的众人躺在铁轨下的窄条阴影之中，沉重而不均匀地喘息着，说着各自的本国话，望着那些神气十足穿绿军装的人，和可望而不可即的绿树阴以及远处小教堂的尖塔，无精打采，无动于衷。此刻，教堂响起了《上帝的天使》乐曲。

“火车来了！”有人喊了一声，所有的人都霍地站起来张望。铁道拐弯处出现了货车车皮：列车是倒着开的，一个铁路工人站在直道上向后倾身，挥动手臂，吹了声口哨。机车发出长鸣，叫人胆战心惊。它呼哧呼哧地冒着气。列车缓缓进站。从焊上铁棍的小窗口里面，可以瞥见一张一张的人脸，苍白，憔悴，似乎还没睡醒，个个披头散发，有万分惊恐的女人，有还留着头发的男人。说起来也奇怪，车厢内部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敲打车厢板壁。

“水！空气！”车厢内爆发出低粗绝望的呼叫。

几张脸凑到窗口，几张嘴拼命地吸气。一批人吸了几口之后，退了下去，又挤上另一批，又退了下去。呼叫声和呻吟声越来越大。

一个穿绿军装的人腻味得咧了咧嘴，他身上披挂的银色装饰比别人多。他吸了一口香烟，又猛地扔掉，左手接过右手的口袋，冲一个岗哨做了个手势。那岗哨慢慢取下肩上的自动步枪，瞄了瞄准，冲着车厢扫射了一阵。顿时安静下来。载重汽车这时候陆续开来，有人把小凳摆在车后，同时也摆在火车车厢门下，十分熟练。拿着口袋的大汉挥了挥手。

“谁私拿金子或其他任何不能吃的东西，谁就是国库的窃贼，立即枪决。明白了吗？”

“明白了！”回答得七嘴八舌，却又诚实。

“开始！干活儿！”

门闩吱吱扭扭响，车门打开了。新鲜空气冲入车厢，像浓烟一样吹在人们脸上。不可胜数的行李、大箱子、手提箱、小皮箱、活动床、形形色色的大小包裹(他们带来了往日生活中的一切，准备开始过新生活！)从四面八方把他们挤得一动也动不得，热得头昏脑涨，自己喘不过气来，也挤得别人呼吸困难。现在他们都拥在车门口，像扔在沙地上的鱼一样，张着嘴喘息。

“注意，下车带好东西，全部带好。全部东西都放在车厢旁边。交出大衣，现在是夏天。向左走，明白没有？”

“先生，让我们到哪儿去呀？”他们跳到卵石子儿地面上，极度不安，筋疲力尽。

“从哪儿来的？”

“索斯诺维茨，本津。先生，以后干什么呀？”他们死死地追问，火辣辣地盯着对方困倦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不懂波兰话。”

集中营里有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