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上卡车，剩下步行的都到营地去。我们的小伙子们，剃头匠们，正在把她们的头发刮得一干二净。眼看着她们羞怯而又无可奈何，实在开心得很哟，哟哟哟。

我们开始装车。搬起沉重的箱子——都装得满而又满，净是值钱东西——扔上卡车，在卡车上堆在一起，磕磕碰碰。我们能割就用刀子割裂，一是为了消遣，二是为了找几瓶酒和香水。酒和香水一下子都滚到了脚下。一个箱子开了，散落出衣服、书籍……我拾起一个小包裹，沉甸甸的，解开一看，是黄金，还有整整两大把手镯、耳环、宝石、戒指……

“拿过来。”一个党卫队员慢条斯理地说，同时打开塞满了黄金和各式各样外国首饰的口袋。扎上之后，他把口袋交给了一个军官，又拿起一个空的，到另一辆卡车旁边监督去了。这些金子将送往第三帝国国库。

酷热，酷热难当。空气灼热，凝滞不动。嗓子干燥，说一个字都生痛生痛的。啊，喝口水多好。快点找片阴凉地方歇歇吧。终于装完了，最后几辆卡车已经开走。我们把路面上的一切纸片都细心地捏起来，把地面上卵石子儿缝里一点一滴的非本地的、运来的脏东西都抠出来，“让这类恶心场面不留一丁点儿痕迹”。就在最后一辆载重汽车消失在树木之后，我们，我们——终于！——向铁轨堆走去，准备休息休息，喝足水(也许法国人又从岗哨那儿买到了？)的时候，铁路弯道后面又传来了铁路工人的哨声。车厢又一次慢而又慢——慢得出奇地开进站来，机车发出尖厉的嚎叫，窗口里显现出苍白憔悴的脸，扁平得像白纸剪出来似的，瞪着一双双发出热光的大眼睛。又是卡车，又是拿着笔记本记数目的泰然自若的先生，小餐厅里又走出拎着收取黄金和钞票用的口袋的党卫队员们。我打开了车厢的大铁门。

受不了，受不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人们手里的皮箱被野蛮地抢走，大衣被强扒下来。“走走走，闪开。”他们走了，闪开了。男人、女人、儿童，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看出不妙。

一个女人急步走着，虽然不快，却很紧张。一个三四岁的女孩，长着一张绯红的小胖脸，像个小天使一样，正跑着追她，因为赶不上，就伸出两只小手哭叫：“妈，妈妈！”

“嘿，那个娘们儿，把孩子抱起来！”

“先生，先生，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女人发疯似的尖叫着，双手捂着脸，匆匆走开。她想蒙混过去，想赶上那些不乘大卡车，而是步行的还能活下去的女人。她年轻、健壮、漂亮。她要活下去。

可是，那孩子穷追不舍，大声呼喊：

“妈，妈妈，你别跑！”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

安德列，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水兵，向她扑去。因为喝了烧酒，因为天气炎热，这个汉子目光浑浊。他赶上了这个女人，抡起胳膊，旋风一样朝着她的双腿猛砸下去。女人刚要倒下，他又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拉了起来。他凶狂至极，脸都变了形。

“嘿，你，你他妈的下三烂，犹太臭娘们儿！你连亲生孩子都不要！瞧我治你，骚货！”

于是一手拦腰抓住她，另一只爪子掐住她的脖子，那女人刚要呼叫，他就一下子把她扔到卡车上去，像扔重重的一口袋粮食一样。

“给你！你拿着，母狗！”又把那小孩摔在她脚下。

“干得好，不要脸的母亲们，就得这么惩罚。”汽车旁边一个党卫队员说，“能干，能干，俄国人！”

“住嘴！”安德列咬着牙哼了一声，回到车厢旁边。从衣服堆里，他扒出一个密封罐子，拧开，对着嘴喝了几口，又递给我。烧酒到了嗓子眼儿火辣辣的，脑袋里顿时嗡嗡作响，我的双腿打起弯来，浑身上下都要抽筋了。

像受到某种无形力量推动着的河水一样，人流盲目涌向卡车，突然，人流中浮现出一个少女，她从车厢中轻轻跳到卵石地面，审视了周围一番，似乎对什么东西感到好奇。

茂密的金色秀发像缓缓的波浪一样，披散在双肩上，她不耐烦地把头发向后甩了一下。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拉了拉上衣，又稍稍整了整裙子，停留了片刻，最后目光离开人群，紧接着又在我们脸上移动一番，好像在寻找什么人。我下意识地跟踪着她的目光，终于和她的目光相遇了。

“你听着，你听着，你说，他们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我瞧着她。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妙龄少女，长着满头金色的长发，腰身纤细，穿着细棉布夏衫，目光聪颖，深邃。她亭亭玉立，直勾勾地瞅着我的脸，等待着。来此地去处无非两个，送到毒气室：集体死亡，又丑恶，又肮脏。送到集中营：头发剃得精光，三伏天穿苏式厚棉布裙子，散发酸臭肮脏的女人体味，饿得头昏眼花，非人的苦役，到头来依然是死亡，只不过死得更丑恶，更肮脏，更令人毛骨悚然。谁一旦来到这儿，就连自己的骨灰也休想通过哨兵线，休想恢复往日的生活。

“她干吗戴着它来？是要给抢走的。”我瞥见了她手腕上配着一条细金链的漂亮手表，不由自主地想。那手表跟图希卡戴的一样，不过那个表的带很窄，是黑颜色的。

“喂，你说。”

我一语不发。她咬紧嘴唇。

“我知道。”她的声音里夹着高贵而又轻蔑的口气，她向后昂了一下头，向卡车方向勇敢地走去。有人想拦住她，她把那个人猛地推开，跑着蹬上了差不多已经满员的卡车。从远处，我只望见了在那奔驰的卡车上她一头散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