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这位先生冷静沉着，一丝不苟。不通过他，就是说他不画道，哪辆卡车也走不了：必须遵循秩序。画了好几千次，那是输送的全部记录，简称“来自萨洛尼加”、“来自斯特拉斯堡”、“来自鹿特丹”。而今天这次呢，“来自本津—索斯诺维茨”。这次输送之中挑出来派往劳动营的人，号码是131-132。当然是以千为单位，以后的简称就是131-132。

这样的输送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延续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会有人计算一共焚烧了多少人的。四百五十万。这是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是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德国的最最伟大的胜利。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元首和四座焚尸炉。而且，在奥斯威辛，还要新建十六座，总体功率是每天焚烧五万人。集中营也正在扩建，通上高压电流的铁丝网非扩展到维斯瓦河不可，可以容纳三十万穿条带囚服的囚徒，可以冠以“囚徒城”的大名。不不，人是决不会缺少的。既烧犹太人，也烧波兰人，还烧俄国人，大批的人会从东方、西方、大陆、海岛上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这里来。穿着条子囚服来的人们，正在重建被毁掉的德国城市，耕耘荒芜的土地，等到他们被这种苦役、没完没了的“干活！干活！”折磨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毒气室的大门就会向他们自动打开。毒气室将要改建得效率更高、更经济，伪装得更巧妙，要像德累斯顿的那些毒气室一样。它们的神奇之处，早就有了传闻。

车厢空了。一个精瘦的麻子脸党卫队员望了望车厢内部，厌烦地点点头，扫了我们一眼，指了指车厢内部。

“清理内部！”

他指的是车厢里面。在车厢的角落里，人的粪尿和失落的手表中间，憋死的踩死的婴儿横躺竖卧，都是些大脑袋、鼓肚子的怪物。把他们像小鸡一样扔出去，一把能抓起两三个。

“别往卡车上扔。交给女人们。”党卫队员一面点香烟一面说，火柴灭了，他很恼火。

“接住这崽子，看在上帝份上。”我冒火了，因为那些女人躲着我，害怕得魂不附体，用胳膊挡住脸。

呼唤上帝，说来也奇怪，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抱小孩的女人都得上大卡车，无一例外。我们心里都明白她们的去处，面面相觑，又愤恨，又惊恐。

“怎么，你们不接？”那麻脸党卫队员说，好像是责备，又好像是纳闷，同时拉开枪栓。

“用不着开枪，我抱。”

一位身材很高、满头白发的妇女接过我手中的婴儿，愣愣地盯着我的眼睛望了几秒钟。

“孩子，孩子啊。”她微笑着轻声说，颤颤巍巍踏着卵石子儿路走开了。

我靠在车厢板壁上，累极了。有人碰了我胳膊一下。

“走，到铁轨下面去，走。”

我呆呆地望着前方，一张脸在我眼前跳动、胀大，旋即又模糊起来，巨大而透明，和纹丝不动的、不知为什么黑魆魆的大树，和涌来又涌去的人流融合为一……我使劲眨了眨眼：原来是亨利。

“我问你，亨利，咱们是不是好人？”

“问这个干什么？愚蠢！”

“你看，朋友，看见这些人我心里现在是无名火起，就因为他们，我才非到这儿来不可。他们去毒气室，我一点也不同情。我恨不得他们脚下的地塌下去。真想扑过去给他们几拳。也许这是病态吧。我理解不了。”

“咳，正好相反，这是正常的，可以预料到的，不言而喻的。这个货场折磨你，你心里冒火，自然谁比你弱，你就最容易冲谁出气。甚至于迫不及待要出气。明白啦？”这个法国人的话有几分讽刺味道。说着他在铁轨下面舒舒服服坐下来，“你瞧瞧那些希腊人，多会抓紧时机！抓到什么吃什么。我亲眼看着他们吃光了一罐果酱。”

“牲口。明天他们一半人都得拉稀——拉死。”

“牲口？你不是也挨过饿吗？”

“牲口。”我咬着牙重复了一遍。我闭上眼睛，听到了喊叫声，感觉到大地的颤抖和眼皮上的灼热空气。嗓子干得冒烟。

人流连绵不断。卡车像解开铁链子的恶狗一样嚎叫。眼前浮动着从火车车厢里抬出来的尸体、踩死的小孩、扔在尸堆上的残废人——成批的人，成批的人，成批的人……火车一辆一辆开过来，衣服、箱子、活动床越堆越高，人们步出车厢，望望太阳，喘息着，乞求喝口水，上卡车，一车一车地出发。车厢又打开了，又是人……我觉得一幅一幅的景象渐渐混为一团。真不知道这一切是真的，还是一场噩梦。蓦地，我瞥见了一行绿树正在随着整条公路和五颜六色的人群一起荡漾。可是——那是林阴路！我的头脑里嗡嗡作响，觉得马上要呕吐。

亨利拉住我的胳膊。

“别睡啦，装车去。”

人都走了。最后的一批卡车远远地在公路上奔驰，卷起大团大团的尘土，火车倒退着开走。空旷的货场上，只有党卫队员们走来走去，十分威严。领子上银光闪闪，皮鞋熠熠发亮，一张一张涨红的脸油光满面。现在我才意识到，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女人一直在这儿，干皱，没有腰身，浑身瘦骨头，稀稀拉拉没有光泽的头发挽在后脑勺子上，梳成一个髻儿，两只手插在裙子兜里。她正在各个角落里转来转去，干瘪的嘴唇上挂着一丝田鼠般凶狠的微笑。她痛恨漂亮女人，正像知道自己丑陋不堪的女人嫉恨所有的漂亮女人一样。啊，对的，我见过她，记得还很清楚：这是妇女劳动营的女司令。她是来看战利品的，因为一部分女人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