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的时候自愿来修建集中营，展开工业化呀。”他恶狠狠地讽刺说，算是骂完了。

“大概整一条沟都整理完了，因为听不见他们为政治争论不休。一定是走远了。从一大早就卖力气干活，傻子似的，都心想着巴奇长官给他们一点面包皮。”

“怎么，给啊！你别怕，我们这个克罗地亚看守看得细、会计算，给的东西大概是一根大香肠！他有他的一套办法，会哄人去干活，似乎不打人，用面包皮引诱。会弄圈套，你一个傻瓜，干活就是了。想找死的，就等着面包皮吧。我宁可少吃，也不愿意干活。”

“为了一个完整的面包死命干活，却只能吃一小块面包皮。”我刻薄地强调，“我也许要拔甜菜去。也许可以少吃一点，不是吗？正好长官到村里去了。”

“当然，那就请吧。轮到你了。昨天是我拔的，前天也是。可是你得警惕组长，他在集中营旁边转悠呢。”罗麦克提醒，“拿两个吧，也许能有点用。傻瓜不少，谁也别给。”

“还能有谁！那个老头一定会来的。他一般不愿意把面包吃完，而是吞下绿草叶子什么的。没有他不吃的东西！苦苣菜、野蒜、草地里的野芫荽。我跟你说，他会吃死的。”

我小心翼翼地把铁锹插在地里，以防止它倒下沾上泥水，然后悄悄沿着布满刚刚下过雨水的水洼的壕沟爬行。

此行的要点是，不能拔近在眼前田地里的甜菜疙瘩，而是从另外一片土地，靠近拖拉机，靠近推拉装满泥土的小车的嘈杂的人们，靠近像上了钩的鱼一样紧张的组长，还有因为无聊而有时对着人开枪的警卫。因为甜菜被拔，有人必定受到处罚，而符腾堡安静的村民有什么罪过呢？一大群集中营囚犯忽然来到他们的土地，在从斯图加特到巴林根一线组成了小集中营，要从石头里打出油来。他们已经忍受多时：我们在他们很少的草地上挖掘，在牧场上建造军需厂，托德劳动大军的士兵和长官兴致勃勃地在他们的菜园和果园里锄草，尤其是因为当地的成年男子现在都上了前线。

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水沟拐弯后面，有一批参加华沙起义的老人在干活，都穿着条带服装，略有区别。有的把衬衫扎进裤子，有的衬衫下面露出水泥袋子，这是防雨防风的好方法，有的人把牛皮纸裹在身上，在头部和手部开好口子。

“先生们，请放我过去，上帝祝你们劳动幸福。”我和蔼地说，“您，起义者，可以把身上的牛皮纸摘掉。您没有看见吗，警卫昨天对着一个犹太人开枪，就因为他身上有一把麦秸？”

“我是犹太人吗？他们可以对犹太人开枪，因为犹太人不是雅利安人。您管好自己的事吧。我也是，要是我有三件衬衫，自然会想到不用披上这些烂纸片的。”

“先生，您去拔甜菜疙瘩吗？”一位穿着优雅皮鞋的人问道，他一双鞋沾满了污泥。

“怎么了？什么甜菜疙瘩，怎么回事？”

“您也许能给我们带回来一个吧？”

“甜菜疙瘩对胃有害，先生。会严重泻肚、有生命危险。还是熬下去等出头吧。”

“先生，饿得实在想吃东西啊。人挨饿了，就不想活下去。”老头言之有理。

我仔细看了看这个岁数大的穆斯林。他把衬衫用粗糙的、拼接起来的绳子扎了起来，又塞上粗麦秆，这麦秆一直伸到领子旁边，好像这么一块用杂草凑起来、饱蘸水气的布片能够保温似的。他没有想到把裤子塞进一双雅致的、在华沙就穿上了的皮鞋里面。皮鞋沾满污泥，都已经干了，却又沾上厚厚一层新的污泥。

“哎呀，我说老爷子呀，”我说，表示看不起，“您真是不懂得自尊。您为我稍微让开一点，稍微整理整理自己，这集中营可不是养老院，要什么有什么。从泥塘里出来，慢慢走一走，您的健康立即就恢复一点，比吃那一小块面包有用。您要是光吃甜菜疙瘩，每天还用半碗汤换香烟抽，那您想，能怎么样呢？您就能熬出头来吗？早就把您装在箱子里运走了，您这样的人多的是。看您这副模样，百分之一百五十是要倒霉的。”

“您如果光喝一升清水汤，吃一小块面包，您的样子也跟我们一个样。”拿牛皮纸当衣裳穿的那个人打断了我滔滔不绝的唠叨。

“难道说我吃得比你们多吗？”我真的发火了，“我不过是不习惯穷讲究罢了，不像你们华沙人那样。我知道尊敬别人。”

“昨天是谁从我们营房拿走了一碗汤，不就是你吗？你说说，是不是你？”

“我昨天卖给你们营房长一把扫帚，所以他给了我一碗汤。大家都在柳树林子旁边干活。我拦着你们做扫帚了吗？到了下午你们都舒舒服服地躺着，我可是在绑柳树枝条呐。”

“嗨，嗨，这点心眼，我也是有的。营房长也会收我的东西吗？他愿意把汤白送给你们这些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来的。”

“你如果像我们大家一样，在这儿熬两年，到哪儿也有人多给一碗汤的。”我有点火了，一面回答他，一面往甜菜地跑，埋怨自己跟他们无谓地浪费时间。

在大约一百米远的地方，壕沟转向由拖拉机和挖掘机平整的黑色地块。拐弯前面，沟上面的土墙泥堆被清理，沟壁上挖出了两个浅窝，脚掌可以蹬着向上爬。我把脚踏在一个窝里，用手指头扒住壕沟边缘，费尽力气爬到了沟的上面，却没有注意到，整件上衣都蹭满了污泥。我在甜菜之间爬行，小心翼翼。在这儿，因为多少有甜菜叶子的掩护，我觉得有几分放松。挑选了一个最大的根茎，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