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的绿色袖筒，提到腰带的高度，然后以愤怒的、一致的动作落下，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支队伍在前进，而是一个放大多倍的人，信心十足、声音沙哑地唱歌前进。但是军团色彩斑驳的裤腿、毛毡鞋上的几个亮点，搅乱了整体的军人表现。

这个军团，从上方看像是三条绿色的毛虫，隆起的脊背有条纹，躯体却静止不动，它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挺刻板地走动。军团路过一排很高的美国载重汽车，这些汽车从内部吐出形形色色的人和行李，好像从装杂货的口袋里倒出来似的。队伍在水泥地上踏步，上面是一根刚刷过油漆的旗杆，因为风把一块带有民族彩色图案的破布吹到杆子上去了，像挂在钓鱼竿上似的。队伍在一排树干、小松树针叶前面止步，这儿还有许多凳子和椅子，是准备晚上开营火晚会用的。他们在原来的玻璃大厅下面转弯，这个大厅里不久前还举办过党卫队的爱国主义群众大会。他们踏在被打碎的窗玻璃上，歌唱了半截打住，他们进入昏暗的大厅内部，像进了隧道似的，把大厅和场地隔离开来的是强烈的阳光和刚刚修剪完毕的、长了毛茸茸深绿叶芽的枝条。拖在军团后面弯弯曲曲、白得晃眼的灰尘长带，在大厅入口处盘旋，变成灰色，落向地面，偶然的一阵风又把它吹起，膨胀，散开，在空气中乱窜，纷飞，变得无迹可寻。

我坐在天井边一面墙壁的三层窗户狭窄坚硬的窗台上，膝盖撑着下巴颏，赤裸上身，在阳光下取暖，像一条癞皮狗——困倦地伸了伸腰，舒适地打了一个哈欠，把一本不知从哪间军官房间弄来的书放在一旁。那是一本长篇小说，讲的是提尔·欧伦斯皮格尔勇敢、欢乐和值得称赞的经历。

“士兵先生们，”我转向大厅，让后背对着太阳，“军团列队去教堂参加大主教的弥撒。你们都完成了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你们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继续睡觉。”

大厅里弥漫着的全是当兵的那种气味：长时间没有清洗过的生殖器发咸的陈年汗味。墙壁没有粉刷，还装饰着神圣帝国的希特勒的话语。这墙壁的下面，有两排铁制双人床，中间是一排制作粗糙的桌子，桌子下面有几个没有靠背的凳子，还有一个珐琅小盆，孤零零地摆在那儿，像一个迷路的小孩子。空中有几个懒洋洋的肥苍蝇嗡嗡作响，还有昏昏欲睡的人发出沉重的呼吸声。

“怎么列队去？像军队那样吗？出操的时候他们的步子就跟穆斯林掉进烂泥地里一样。”少尉科尔卡回应，他的床位靠着墙壁。

科尔卡大个子，肌肉发达，在窄小的床上躺下伸展不开。虽然因为分发德国制服上衣，他和军官争吵过，并且决心抵制军队，但是他一直也没有扔掉呢子制服，成天穿着这制服躺在床上，热得憋闷，用厚靴子鞋底蹬扶手，每一次都把床垫子里的散乱麦秆掉到下面的床位上：我就在这个床位睡，嗨，真是的。他长了粉刺的脸总是对着窗户，望着窗台，没有思想，贪婪地倾听军团的歌唱和脚步声。

“波兰军官领导波兰步兵为祖国争光的时候，波兰步兵走得很好。”我大声说着，从窗台上跳下来，后背热烘烘的，好像有人用烧热的针一下一下地扎我似的。在集中营里六年，走步总是五个人一排，现在，刚休息了两个月，他们又在走步，为了上帝和祖国的荣誉，是四个人一排，代替组长的是军官。军官善于训练走步，却不会禁止厨子们把吃的送给犹太女人——我补充说，眼睛冷漠地望着天空。

“我如果理解得正确，你就用棍子杵我一下。”少尉嘟囔着抱怨，他正在阅读关于卡廷惨案的德文书；从鼻子上摘下角质眼镜，他冲我眨了眨近视的显得没睡醒的眼睛。他坚持穿一条又紧又小的短裤，以便展示出他结实发达的肌肉。他从头到脚全身都盖满了文身图案，但是都已经褪色，像沾满灰尘的陶制盘子。在右边大腿根部画着一个粗糙而歪斜的箭头，配有明确无误的红色文字解释：“女士专用”。

“谁在厨房值日，谁就得防止有人偷东西。少尉，你注意，看厨子是不是偷东西送给怀孕的犹太女人。”斯泰芬在门口说，他正在学英语，小声背单词。他把书扔在桌子上，大皮靴踏着石板地面走到窗前。“这些滑头女人又用煤做饭，”他把头伸到窗户外面，说，“厨房有电器、饭锅什么的，她们还缺什么？还要用小灶煮什么？明摆着，是为了当官的。大家都是集中营的难友、兄弟、伙伴，但只在做弥撒的时候是，一说到吃的，就不是了。这样的监管员当然会来事，要不怎么埋头看带插图的故事书呢？既然给上校拍了马屁，怎么能不一鼓作气也给少尉拍？”

我发出短暂而赞许的笑声。少尉在床上猛地坐起来，脑袋碰在上面的一个尖角上，他一如既往地咒骂，少不了与性有关的话，用手抚摸了一下少见的、发肿的青痕，厌恶地说：

“你这个布尔什维克崽子，我不碰你，你也别碰我。你要是不喜欢，就从军队里滚出去吧。”他的小奶头用两个文身刺出的耳朵和模仿眼睛的银色圆点装饰，像小兔的嘴似的痉挛地抖动，“她们偷东西，她们偷东西！没抓住，就别嚷嚷。好狗不叫唤，但是能抓、能咬。”

“那好，那好，你咬吧，少尉先生。你就是那抓人的狗。中尉拿绳子拉着你呢。汪，汪。”斯泰芬吼叫着，声音沙哑，恶狠狠地眯缝起小而突出的眼睛，神经质地歪扭的嘴唇后面像狗那样平整而白色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