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般力量的引诱——参与历史：对于这样的历史来说，石头和人都仅仅是用来建设“美丽新世界”的建筑材料而已。一九四八年年初，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小说集《告别玛丽亚》收入了他写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出版，接着就是《石头世界》的一组短小故事，描写了在德国的外国人安置营和他返回故乡后的情况；在这里，人们背着干粮和铺盖卷在废墟中到处流浪，像蚂蚁一样。这是博罗夫斯基最后的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此后，他每个星期为华沙一家日报的周日版写故事，这些故事不过是宣传仇恨的、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而已。但是，因为他作品中这些最差的东西，他得到了政府的奖掖。一九四九年夏天，他被派往德国，在波兰驻柏林军事使团新闻处工作。波兰新闻处位于柏林苏占区，军事使团在美占区。那已经是冷战年代。博罗夫斯基处于两个世界的交界线上。雅尔塔之后欧洲被从中间分隔开来。

在那一时期，党内几十个青年作家和大学毕业生从波兰前往东方和西方旅行，或者是去学习，或者是去完成特殊的使命。从莫斯科返回的时候，他们感到某种不可救药的疼痛、郁悒和惊骇；从西方回来的时候，他们带着微笑和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更多蔑视。博罗夫斯基在柏林逗留一年之后返回华沙，他似乎已经没有任何的疑惑。党内人士都说，他“成长为一个积极分子”。文学应该帮助党建设社会主义。博罗夫斯基扮演了工长的角色。

“文学不像你们设想的那么艰难，”他写道，对于他来说，文学变成了宣传鼓动的手段，“如果他们哀叹我在新闻写作上消耗精力，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不认为我是献身散文写作的纯洁少女。”但是，在夜间的恳切谈话中，他只对最密切的友人坦言，他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践踏了自己诗歌的咽喉”。我认为他是充分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含义的。说到底，他多次描写过集中营里的警卫习惯于把一根铁锹把横在一个囚徒的脖子上，再穿着大皮靴子跳到这根木棍上，看着囚徒咽气。从柏林返回之后不到十五个月，博罗夫斯基拧开煤气阀自尽了。

自杀的理由永远是复杂的，博罗夫斯基把他死亡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在最后拧开煤气阀门之前，他曾有两次未遂的自杀。他的生平是欧洲“命运”的一个徽章和模式，但是，在这个生平的结尾之处，情节密集，各种线索错乱纠缠，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编织的似的。她们是无法躲避的铁面无情的女神。从柏林返回以后，博罗夫斯基和一个年轻女孩关系密切。在他自杀前三天，他夫人为他产下一女。他是在医院最后一次见到夫人的，那是在下午；而当天晚上，他就自尽了。特里斯坦和绮瑟的故事就此告终。

还有一个线索。在他自杀前几个星期，他的一个老朋友被捕了。就是在这个老朋友的住宅里，八年前，在被占领的华沙，博罗夫斯基在寻找未婚妻的时候落入德国人布置的陷阱。在那个时候，这个朋友遭受了德国人的折磨，现在却又受到波兰安全局的折磨。博罗夫斯基找到党的最高层人士说情，却被告知，人民的审判是永远不会错的。这是在斯大林摈弃了铁托之后，共产党人正在深挖细找“带有右派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叛徒”。博罗夫斯基生前没有看到对这个朋友的审判。

还有第三条线索。博罗夫斯基前往柏林的时候，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就是那种连你妻子也不能告诉的任务”——博罗夫斯基最亲密的朋友在他死亡之后数年发表的一篇并无特别掩饰的短篇小说里写道。在冷战年代里，在铁幕的两侧，以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名义——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发出这样的使命，而不止一次接受这种使命的人有作家和教授、研究人类意识的专家。唯一的区别是，在西方，“特殊”使命结束之时，正是回家之日。博罗夫斯基的朋友在那篇人人能够看懂的影射故事里继续说：“他很成功，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们又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这篇小说的标题是《残酷之星》。博罗夫斯基完成了他“欧洲教育”的完整的课程。为人们编织命运的女神们在二十世纪成长得更具嘲讽力量。

博罗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中有三篇的叙事者是一个组长(Kapo)、队长(Vorarbeiter)塔杜施。作者和叙事者的认同，乃是对经历了集中营而生还的囚徒的道德判断——为集中营而接受相互的责任、相互的参与和相互的罪咎。在评论一本关于集中营圣徒传式作品的文章中，博罗夫斯基写道：“描述奥斯威辛集中营而毫不牵涉个人，是不可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人，第一要务就是要清晰认知集中营是什么……但是，他们不要忘记，读者必定要问：你是怎么生还的？……好，那你就必须说明，你如何在医院里买到了职位、轻松的岗位，你怎样把‘穆斯林们’使狠劲儿推进焚尸炉，你怎样买通了女人和男人，在营房你都干了些什么，如何指挥卸载输送囚徒的列车，在吉卜赛营又干了什么；要告诉读者集中营每日的生活，各种层次的恐惧，每个人的孤独感。但是一定要写出，你，你们就是干这些事的人。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恶名之一部分，也是属于你的。”

四百万人被毒死，从车站直接送往焚尸炉，他们没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