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那些被挑选进焚尸炉的人也是没有选择的。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个人英雄气概的行动，有一个秘密的国际军事网络，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有其圣徒。一个天主教神父走进一间地下囚室，忍受饥饿致死，是为了拯救一个不认识的囚徒同伴的生命。但是，“生者”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像所有其他的德国集中营（和苏联的集中营）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合作的基础上的：囚徒在“控制”恐怖与死亡方面的合作。从几乎无一例外的德国人罪犯担当的组长到像塔杜施队长这样的最底层的听差，每一个人都必须扮演双重的角色：执行者和牺牲品。在萨特战后的剧本《禁闭》中，地狱里的死者很奇怪没有看到折磨人的人。地狱被组织得就像自助餐厅。“……人的权力的、或者魔鬼权力的一种经济。顾客要为自己服务。”

从一开始起，文学就承认了执行者和牺牲品这样可怕的认同。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为了祈祷希腊船只能够到达特洛伊而拿自己的女儿做牺牲供奉神坛，而当他凯旋希腊之后被他的妻子谋杀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篡权者们在爬上历史的高大阶梯时，谋杀了每个妨碍了他们的人；而在阶梯的顶端，在他们终于夺取了王冠的时候，却将被他们变成牺牲品的儿子们杀死了。在博罗夫斯基的集中营故事里，执行者和牺牲品之间的区别被剥夺了全部重大感和激情；这个区别被粗鲁地降低到了外加的一碗汤，一条毯子，或者一件奢侈的丝质衬衫和一双厚底的靴子上——队长塔杜施为了这一双靴子而自豪。

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仅仅像博罗夫斯基写的那样“是战争的最血腥的战役”，而且也是一个巨大的转运站，从被虐杀的牺牲品身上抢劫的物品被输送到了第三帝国。这些赃物的碎片落在有特权的囚徒手里。队长塔杜施说：“干干活儿很好啊，尤其是午饭刚刚吃了熏制咸肉、面包，还配上了大蒜瓣，而且外加一听浓缩牛奶呢。”

在生命价格低廉的时候，些许衣食价值千金。我自己没有被关进集中营，但是曾经在德国警戒线和苏联警戒线之间不超过五百米的长条地带上滞留过两天两夜，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末，我从波兰地盘上的一个被占领区非法走到了另外一个被占领区。德国人允许双向穿过，但是他们乱打犹太人，抢劫他们的财物；苏联人则不允许任何一个方向的穿越。在那一个长条地段上聚集了大约四千名难民，男女老幼。白天开始下雪，夜里霜冻，严寒刺骨。第一夜，一大块面包值一个金戒指，第二天值两个。第二天，在这块荒芜之地，在这一长条没有一棵树、一丛灌木的麦茬地上，有人支起了木板棚子，在里面出售热汤和饺子、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