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资治通鉴》卷193　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

　　②　刘肃：《大唐新语》卷13《郊禅》。

　　此皆古昔未有也。"③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都是丰年。德宗时，宰相杜佑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治）。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④这些记载，虽然不免夸张，但"外户数月不闭"反映的是社会安定，米价不断下跌表明农业持续发展，"使民衣食有余"的目标大体实现了。因此，人口增长比较迅速。高祖在位时，全国不满200　万户。贞观末年（公元649年），全国民户近380　万，23　年间净增180　万。

　　4。任贤纳谏"贞观之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太宗的任贤纳谏分不开的。因而，任贤与纳谏便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

　　（1）任贤致治在确定"以静求治"基本国策的同时，太宗又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问题，把"致治"与"得人"联系起来。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太宗颇感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而所委任的官吏"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①，再次强调"得人"与"治乱"的关系。到晚年，太宗总结实现"大治"的三条经验中，第二条便是"进善人，共成政道"②。这表明，太宗始终把"得人"视为"致治"的关键，因而多次要求宰相放下"细碎务"，专门"求访贤哲"。

　　"得人"关系"治乱"，太宗择官时特别强调："任官惟贤才"。所谓"贤才"，魏征有过解释："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③"才行俱兼"，也就是才德兼备。在总体上，太宗始终遵循着这一衡量、选拔人才的基本准则。不论至亲、勋旧，还是"微贱"、"昔仇"，只要"才行俱兼"，就及时任用。相反，如果"才行不至"，即使亲贵，也不虚授。国舅长孙无忌既是至亲，又是元勋，七年，太宗封其为司空，有人以为这有"私亲之诮"，太宗立即表示："朕之授官，必择才行"，长孙无忌"雅有武略"，"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盖是取其才行"①。魏征出身"微贱"，又曾劝太子建成早谋秦王世民，可谓太宗"昔日仇敌"，但其"雅有经国之才"，太宗任以"枢要之职"，所陈要事太宗无不"欣然纳受"②。而太宗从叔父李神通，既是宗室亲王，又有当初响应举义之功，武德九年计功行赏时被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龄、杜如晦之后，因而"不服"。太宗当面指出：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后来"（窦）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既无将才，又无军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④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①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②　《新唐书》卷105《褚遂良传》。

　　③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①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②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功，"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③。李神通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位列房、杜之后。不久，"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才的房、杜擢升为宰相。

　　至于"有德无才"或"才优行薄"之人，太宗大体做到知其善恶，舍短取长，但终不重用。特别是"才优行薄"者，即使再有资历，也不重用，许敬宗就是明显的例子。许敬宗"善属文"，早年与魏征同为李密幕僚，后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太宗用兵高丽，命其马前草拟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但直至太宗去世，前后30　多年，"位不过列曹尹"而已。相反，马周、刘洎等是太宗即位后才入朝为官的，不过六七年，皆为宰相。以"文学宏奥"而论，马周、刘洎比不过许敬宗，但太宗对他们的作用却"相殊"，完全是由于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④。

　　为了保证"广任贤良"，太宗特别注意杜绝谗邪。他总结实现"大治"

　　的第三条经验便是："斥远群小，不受谗言"。当时，太宗君臣除了经常论说"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还定下一条规矩：谗人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一次，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想动摇二人的相权。太宗对主管选官的吏部尚书戴胄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同时指出：陈师合"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于是，以谗人之罪罪之，"流陈师合于岭外"①。还有一次，有人告魏征谋反，太宗说："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如今提拔任用，"何乃妄生谗构？"②连问都不问魏征，便将诬告之人斩首！谋反罪是要斩首的，诬告魏征"谋反"，以谗人之罪罪之，所以诬告者被斩首。这一有力措施，确保了"贤能"人尽其才，共成治道。

　　当实现"大治"之后，太宗说道："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③。从贞观年间决策集团的构成来看，确实体现了广任贤才，共成治道的特点。最高决策集团的成员，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秦王府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