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⑤尽量避免以言代法，反复强调臣下不得盲目执行"有乖于律令"的诏敕圣旨，作为一个皇帝，能够"守法"到如此程度，在历史上实属凤毛鳞角！

　　太宗带头守法，并常常要求臣下奉公守法。一是"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二是虑其"徇私贪污"，"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因此，他告诫臣下："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①君臣共相"守法"，出现了全社会"法平政成"的局面，即所谓"太平之基，率由兹道"②。

　　（2）严格执法太宗不单自觉"守法"，同时也不徇私情，严格执法。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太宗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预其反谋"，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共同审理承乾谋反案，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杨师道由宰相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以首击地，泣谢子罪"。太宗"亦拜泣"，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③赵节与其他主谋，"皆伏诛"。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人情与法律面前，太宗表现出的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④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

　　太宗严格执法，带动了一批"多所弹纠，不避权要"的执法官吏。戴胄、高季辅、薛仁方等，都是史册中所记载的佼佼者。以戴胄为例，贞观元年的一天，长孙无忌作为国舅被召入宫，忘记解下佩刀。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是监门校尉失职，罪当死，长孙无忌也应罚铜20　斤，太宗同意了。时为大理少卿的戴胄认为，校尉与长孙无忌"同为误"，按律条规定："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据此，罚铜"未为得衷"。封德彝"执议如初"，戴胄坚持"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怎么可以"同为误"而"生死顿殊"呢？于是，免校尉之死。戴胄既没有因长孙无忌是国舅而阿谀，也没有因封德彝是宰相就屈从，而是坚持按律法行事。史称其"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太宗称其"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①薛仁方勘问蜀王妃之父，也是一件特殊案例。贞观七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依仗权势争夺官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有关奴婢的一切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留身勘问"，即拘留审查，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千牛卫府的卫官，是皇帝的侍卫武士，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杖薛仁方100，撤其职务。魏征立即阻止道：⑤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①　《贞观政要》卷6《贪鄙》。

　　②　《旧唐书》卷185　上《良吏传》序。

　　③　《资治通鉴》卷197　太宗贞观十七年四月。

　　④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①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特别指出："世家贵戚，旧号难治"，"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②太宗深感"响者不思"，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正是贞观君臣严以执法，"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才使得"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③这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6。渐不克终太宗在位23　年，比较明显的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大约到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前后，便如魏征所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①。

　　贞观初期，太宗经常对大臣们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六年起，态度即有所变化。九年，虽然不忘"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但却沾沾于自己的"武胜于古"、"文过于古"、"怀远胜古"的功业，以为"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②已经不是孜孜以求致治，而是想靠功业保其"慎终"了。十一、十二年，魏征连连上疏提醒太宗："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十三年，特别写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告戒太宗。上疏中系统地列举了太宗"渐不克终"的十大表现，切望太宗"思而改之"，避免"亏一篑之功"。太宗的"渐不克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的变化上。

　　一是由清静简约到骄奢纵欲。贞观初年，厉行节俭，禁止营建宫殿，甚至表示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但当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之后，便下诏修复洛阳宫，被张玄素谏止。过了一年，刚修建成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又下令修复洛阳宫，戴胄进谏，虽赞扬其直言，实际并未接纳。不久，即动工修建。至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民"，反被加以"谤讪"之罪。虽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