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数的减少，以及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不再授田给他们，也是对士族地主的打击，反映了唐时士族地主势力的进一步衰弱。

　　第二、除寡妻妾以外，一般妇女不再受田。隋时，妇女受露田只有男子的一半，而一夫一妇的租调却为单丁的一倍，不少男子因此而不肯结婚，造成"籍多无妻"①的现象。唐朝一般妇女不再受田，也就不用再负担封建国家的租赋徭役，男子就不会因结婚而增加负担，因而对人口的繁殖与增长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同时，妇女不受田而男子受田，也反映出唐朝封建小生产家长制的发展，从此女子更加依附于男子。

　　第三、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这是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宗教寺院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权利，保证僧侣地主的既得利益。

　　第四、各级官吏普遍授给大量的土地，职位愈高受田愈多。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各朝完备得多，一方面以保证大官僚必为大地主，另一方面更是唐王朝培植新地主的重要手段。由于唐均田制不触动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并使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合法化，因而自然会得到大官僚地主的拥护，使均田制能够顺利地推行。在实际执行中，正是由于均田制的推行，使许多官僚地主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促使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第五、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受田买卖的限制。北魏的均田制，只允许买卖桑田，以后也仅及于麻田的有余或不足部分；北齐时虽买卖露田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隋沿北魏、北齐制度，只许桑麻田在规定限度内买卖，即得卖其多出部分或买进不足部分，是仅许永业田的超额或缺额部分的买卖，其数量自然极其有限。而唐代均田制中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限制土地买卖，但实际上这些例外很容易就被突破，使土地买卖易于形成和广泛发展。尤其唐代均田制还允许买卖口分田。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封建政府第一次允许买卖口分田（露田），也是唐代均田制的一个显著特色，说明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较之前代明显放宽。这也是北魏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在法令上的反映。它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助长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势头。同时也为均田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唐代均田制在全国各地都认真贯彻实行了。大体说来，关东地区，因在隋末农民战争中遭受破坏严重，士族豪强受打击沉重，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大部分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因而国家比较容易地授给农民规定标准数额的永业田和口分田。江南地区、江淮流域，由于地旷人稀以及战乱给士族豪强的打击，对广大农民一般亦能按规定限额授田，甚至还授给较多一些的田地。至于关中地区，由于基本上未经战乱破坏，官僚地主众多，地狭人稠，因此一般农民多不能按规定得到受田，往往受田不足。全国各地情形不同，即在同一地区亦有差异。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唐代均田制是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来，实施情况最好的。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隋书·食货志》2。租庸调法的实行唐代的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以受田丁民为征课对象而制定的。它基本上沿用隋制，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又作了一些补充修正，因而较之隋的租调力役制度更加完整严密。

　　唐代租庸调法，如《唐六典·尚书户部》所述如下："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祖父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朝的这种赋役办法，正如唐人陆贽所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①。所以一般称为租庸调法。而杂徭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就略而不论。

　　唐代的租庸调较隋代要减轻许多，主要表现在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及输庸代役的办法上。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反抗封建国家残酷的徭役剥削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唐初"率土荒俭"的实际情况，迫使封建国家不得不减轻农民徭役负担，使其专心生产，发展经济的结果。这一变化，不仅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多少也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租庸调制是唐代前期封建国家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