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取鉴"思想的认同。至于他在魏征去世后临朝对侍臣所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①，无疑是荀悦"君子有三鉴"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待到贞观十一年（637　年），供太宗"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自身之龟镜"的《隋书》等五代史已经完成之后，主持修史的权威人物魏征作出系统总结：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

　　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②从前朝"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的"安"、"治"、"存"，这不仅高度概括了如何从亡国取鉴，以求致治的思想，还将修史、取鉴、求治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2。取"亡国之君"为戒贞观君臣既已自觉将取鉴与求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着眼点必然在"人事"而不信"天命"，尤其注重亡国之君的作为。

　　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唐以前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贞观年间的大臣和史家中，认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房玄龄在回答"帝王之兴有天命"的问题时，明确表示："王者，必有天命。"③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则表现了较为明显的二元论看法。但是，在太宗尤其是魏征的意识中，考察前

　　①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　《申鉴》卷四《杂言上》。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

　　代治乱兴衰的原因，并不认为有什么"天命"可言。

　　纵观太宗言论，很少涉及"天命"这个问题。贞观六年，臣下以祥瑞为美事，颇有表贺庆，太宗表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①同时，对隋文帝命王劭在朝堂上读其《皇隋感瑞经》，表示"实以为可笑"。至于隋炀帝丧身灭国，太宗虽然也表示了"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的意思，但他强调的却是"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②，仍然不忘君臣的作为。

　　魏征在"总加撰定"五代史时，则完全着眼于从"人事"上"取鉴于亡国"。在《隋书》中，对于隋灭陈的分析，他这样写道："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兴废；考诸人谋，实二臣之力。"③这里的"天道"与"时"相联，是指"天时"，即客观形势。就是说，隋文帝统一南北，一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二是韩擒虎、贺若弼等人的主观努力。书中论述隋炀帝亡国，更是以大量事实来证明"吉凶由人"。不信"天命"，自然厌弃"鬼怪"，反对"妖讹"、"符瑞"入史。书中《艺术传》叙"玄妙"、记"迂怪"，目的在于"明乎劝戒"，揭露"变乱阴阳"、"假托神怪"者的实质是要"曲成君欲"、"荧惑民心"。针对李百药的二元论思想，魏征在《北齐书》帝纪最后加写了一段总论。其中特别指出："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最后断言：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①由于太宗是为"在身"寻找"龟镜"，所以"取鉴"的对象自然集中在"前王"身上。其所谓"人事"，则主要指亡国之君的作为。

　　贞观六年，君臣议论"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的问题。太宗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②"人推"与"人弃"，显然是完全着眼于"人事"决定兴废。而关键在于天子是"有道"还是"无道"，使其深感"可畏"的是"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在贞观君臣的鉴戒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颇具辩证特色的内容--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生怕做出"无道"之事，被人"弃而不用"。一次，太宗论及秦朝兴衰，说："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③魏征在修史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对照了秦、隋这两个二世而亡的典型：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并得出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④

　　①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

　　②　《贞观政要》卷十《行幸》。

　　③　《隋书》卷五十二"史臣曰"。

　　①　《北齐书》卷八"郑文贞公魏征总而论之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③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这是以历史长河进行对比，找出二世而亡的教训。进而，对比隋文帝前后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认为其晚年的作为已经产生出严重的后果，以致他刚刚一死就衰象毕露，即"坟土未干，子孙继蹱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最后，魏征这样总结隋朝的衰亡过程：迹其衰迨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这是一种"见盛观衰"的史笔，表现出辩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