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①。孔颖达等又引郑玄之语，"郑康成《六艺论》云：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自。"②这个"易"，体现的依旧是"大一"之理。无论是《礼记》，还是《周易》，儒学孔门传授的就是顺天应人之道。孔颖达等特别强调，论天地阴阳之理是为了致用于政教，不可流于玄而又玄的空谈，要划清孔门之义与佛门之义的界限，"原夫易理难穷，虽复元之又元，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发"③。可见，孔颖达等虽从佛、道学说中借鉴了一些观点和论辩方法，但又十分注意划清儒与佛、道的界限，无论谈天道，还是论人伦，都需秉持"孔门"之教，"必以仲尼为宗"。孔颖达等也运用"道"、"德"来阐发儒家思想，但也不忘记声明其与老子的"道德"是有差别的，"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于开通，是德从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经道谓才艺，德谓善行。故郑注《周礼》云，道多才艺，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①。

　　第二，尝试将"心"、"性"、"情"、"欲"与儒家礼法规范结合起来。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提出了"心"、"性"、"情"、"欲"的概念，这对于传统儒学思想来说，是一个突破，尤其《礼记正义》是代朝廷立言，这个突破就显得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他说："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醨，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运，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传统儒学是往往板着面孔讲治国治民之道的，论起礼乐教化来也是简洁、直观、通俗，因而总显得功利性特强，教诲的形式有些生硬。和玄学、佛、道的理论相比，儒学在思辨层次和论说逻辑上的薄弱就显露出来。孔颖达等显然是感觉到，单纯重复干巴巴的传统"孔门之义"，已不足以对抗佛、道二家在思想领域中的进攻态势，于是也论辩起"心"、"性"、"情"、"欲"，乃至"运"、

　　①　《周易正义序》。

　　②　《礼记正义·记序》。

　　③　《周易正义序》。

　　①　《礼记注疏》卷一。

　　"静"、"理"、"道"。。等等名词概念，将通常为佛、道所津津乐道的名词概念拿来为己所用，并且首先从正面肯定其自然性、合理性。孔颖达将"心"、"性"、"情"、"欲"、"动"、"静"，都说成是合乎礼的自然要求和反应，以此引申礼最符合人的本性。孔颖达进而又反过来说，人因为有礼，才区别于禽兽，人要依礼而行道德仁义，将人的本性引导上更高一个层次，"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礼无由得成。故云，非礼不成也。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①。这就是说，人之立身行事要达到"道德仁义"的境界，凭自然发展是不行的，必须有礼来引导、指导。

　　孔颖达还认为，一方面人之性情需要礼法，而另一方面从人之性情中也可以反观时政，从人们无目的的、自然的感情流露中，可以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他说：人们吟诵的诗"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黯，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②诗是人们有感而发，因而是真情的流露。人们作欢快的诗，说明政治清明；人们作怨愤讥刺的诗，说明世道黑暗。人之性情（六情）蕴于心中本是平静的，外部事物（百物）则是会变化的。情动是缘于物动，外部事物推动着情感的变化。如果善于观察人们所"发诸性情"，那么诗也可成为求治之具了。

　　从重训诂考据的汉儒之学，到重性命义理的宋儒之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具这两种特色，其承上启下作用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第三，"上裨圣道，下益将来"。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结尾写上了自己注疏儒经的心愿，"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这一思想贯穿于《五经正义》。他阐说儒经思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兴趣，不是为了学术，而是致力于建立官方意识形态体系，既为现实的皇权统治服务，又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孔颖达认为，每部儒家经典对于教化、致治来说，都有共同的性质，但也各有独特的作用。比如，《尚书》为"人君辞诰之典"，记载了君王"事总万机"，在各种情况下处理政事之"发号出令"。由于君王地位极尊，所以出言不可不慎，"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①。孔子志在"修圣道"，对于上自唐虞下至秦鲁的君王之语，"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②。

　　同《尚书》相辅的是《春秋》，"夫《春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