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在做过这些工作后，"仍恐鄙才短见，意未周尽"，再与朝散大夫、太学博士马嘉运，守太学助教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②。

　　撰述的第二种情况，颖达也有说明，在用语上与前种有所差别，显示合撰的份量较前大一些，如《尚书正义序》云："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铨叙。"《毛诗正义序》云："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

　　唐太宗对《五经正义》的成书极为高兴，这标志着朝廷对《五经》的历

　　①　《春秋左传正义序》。

　　②　《周易正义序》。

　　代注解，作出了是非曲直、优劣可否的评判，从此对儒经有了统一的、权威性的解释，这实际上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发展历程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唐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①。但是，统一儒学思想，消除相沿已久的各种师传家法的分歧，毕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当时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②。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唐太宗下诏，对《五经正义》"更令详定"。

　　参加修订《五经正义》者，除原修撰人，又分别增加若干学有成就者，最后均由赵弘智"复更详审"。

　　从原修撰人和后来参加修订的人身分上看，或为博士，或为助教，集中了国子监和太学的儒学专家，专业学术水平是全国一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官职都不够高。唐初朝廷较重要的修撰多由宰辅大臣领衔，而作为统一经学思想的《五经正义》，只由一班教育、文化机构的人员来完全负责，就颇有点人微言轻的意味了。于是，朝廷要提高刊修班子的规格和级别，要再一次修订《五经正义》。

　　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即位的第二年，孔颖达死后的第三年，高宗三月下诏，称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事有遗谬"，令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及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予以"刊正"。这个班子是最高规格了，长孙无忌为当朝首辅，另有中书省、门下省长官（即宰相），拥有在思想方针上定夺的足够权威。这次修订进度轻快，只有两年时间。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三月，由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宰相）张行成、侍中（宰相）高季辅、国子监官，将"刊正"完毕的《五经正义》上进唐高宗。高宗下诏，将《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①。

　　《五经正义》有怎样的主导思想呢？

　　第一"大一"之理。

　　《五经正义》注意阐说儒经理论与天地人伦之根本法则存在着一致性。

　　它认为，天地与人伦都必须遵循同一法则和规范，而这个法则和规范是先于天地和人而存在的，是永恒不变的，儒经理论就是要揭示宏扬这个法则和规范，因而儒经理论的正确性、指导性及正宗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也是永恒的。重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礼记正义》开头就对儒家之礼作了这样的阐说："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这里显然是吸收了道家关于"道"的说法，"大一"的说法实源于老庄。《老子》曾讲过，"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更直接提出了"大一"的概念，"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孔颖达等将儒家之礼说成源于"大一"，先于天地形成而存在，是为了论证礼的永恒，"礼"也就是天地之"理"，体现万物自然之"理"。《礼记正义》接着又说，"故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②　《旧唐书》卷七十三《马嘉运传》。

　　①　《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

　　昭二十六年《左传》称晏子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但于时质略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这是在强调，礼，并不是后天的、人为所规定的，不是加在人身上的外在的束缚，而是存在于天下万物的自然本性中。由此而言，礼别尊卑上下，是天经地义之理；循礼守礼，是人们应有的义务和本能。这样，孔颖达等就把儒家礼法自然化、永恒化、神圣化了。

　　既然儒礼体现了天地人伦之理，"礼者，理也"，那么，只要顺其自然，"不使一物失其性"，就把握住了天地变化、政教所生的枢纽。孔颖达等对《周易》价值的认识也是如此，"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