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经，都存在谬误之处，必须加以纠正。这些谬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不一而使后人莫衷一是。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善无不备"，因而会愈加以讹传讹，刘知几要纠谬补缺。他的目的在于完善儒经，而不是否定儒经。他所列举的问题，并没有批判儒家的礼教观念，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他是以传统观念来批判传统观念，他甚至多次指责《尚书》、《春秋》所载不符合"名教"。所以，他的疑古惑经精神，谈不上"击中了儒家的要害"。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刘知几疑古惑经的进步意义，他尖锐指出儒经所赞扬的、历来为人崇拜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并不那么圣明贤德；而遭受贬斥的桀、纣、武庚，也未必罪恶滔天；《春秋》虽是孔子所修，但也存在不少谬误，后人的很多胡乱吹捧不符合实际。这的确反映了他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经的出色识见，反映了他求真求实的进步态度。同时他指出古代近代篡权行为如出一辙，也包含着对当代政变之虚伪样式的讥讽和抨击。

　　他能够直率批评孔子及儒经，与他的关于圣人也不能无过的识见有关。

　　他在《惑经》篇明确指出，孔子虽然是"生人已来，未之有也"的"大圣大德"之人，"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孔子与弟子门人"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刘知几几次阐述这种观点，"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①。"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②。由此他认为，对前人之说，切忌盲从，不能"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③。对待前人著作中的错误，应"诋诃其过"，而不要"文饰其非"，"强为其说"④。刘知几认为自己对孔子及儒经的批评，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将\'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⑤。

　　《尚书》、《春秋》等儒经为何会有错误？刘知几在《疑古》篇有所论及，择要言之有三点原因：其一，上古时代记事的史书不流行，因此"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他从史学的起源上开始考察，古代史官分记言、记事两类，但"古人所学，以言为首"，对于记事则不注重。象少昊氏以鸟名定官名，后羿、寒浞篡夺王位而使夏朝中衰，这样的开国传世大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只有知识广博之人，方能"粗知其一隅"。所以古代"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其二，作者爱憎由己，不尊重史实。孔子刊修史籍为教化世人，"圣人立教"，主张"成人之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在史籍中对需美化的人一味美化，虽有罪恶也不指责；对需贬斥的人一味贬斥，虽有优点也不赞扬。对于本国君主和他国的贤者，丑事不论大小都隐讳，"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其三，古代文字简略，记载史事不具体，使史书作者很难了解详情，有缺漏处也无法增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派，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再来看一看刘知几疑古惑经的方法。一是将儒经与诸子杂史对勘，"参而会之，以相研核"。为了解决儒经中"理有难晓"之处，他把眼光扩展到了儒经以外的群籍。他据以立论的材料，有儒经本身，如《尚书》、《春秋》、《论语》、《左传》；有杂史，如《逸周书》、《山海经》、《吴越春秋》；有诸子，如《墨子》、《孟子》；也有学者对儒经的研究评论，如《尚书》（伪）孔安国注、《尚书序》。二是利用了近代发现的文献考古材料。上距刘知几三百余年的西晋，汲郡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魏襄王墓，引出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墓中有大批竹简，经整理后得到十余种古书。刘知几所引

　　①　《史通·探赜》。

　　②　《史通·书事》。

　　③　《史通·杂述》。

　　④　《史通·探赜》。

　　⑤　《史通·惑经》。

　　用的《汲冢书》、《汲冢琐语》即本于此。由于这些材料没有象其它先秦史书那样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传写之误或遭到篡改，因而史料价值较高，并且有些记载与儒家关于古史的传统说法大相径庭，这大大启发了刘知几。三是把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与对历史上政治斗争的考察结合起来。刘知几认为，关于政权的争夺，"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①。他联系到"近古有奸雄"打着拥戴王室旗号，废父而立子，或废兄而立弟，最后自己篡权；再根据《琐语》、《山海经》的记载，作出推断：舜先废尧而立尧子丹朱，然后再废丹朱，自己称帝。

　　刘知几之"疑古"、"惑经"，也是受到前人启示的。首先是正统儒家学者的启示，他在《疑古》篇中几次谈到这一点，"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孟子曰：尽情《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其次是前代帝王的自白。刘知几引用汉景帝的话："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①。曹丕的言行对他启发更大。曹丕于公元220　年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己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