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了什么？为真正了解刘知几本意，下面稍费点文字将这些内容一一条列出来。

　　《疑古》篇对《尚书》、《论语》的记载提出10　条可疑之处：①根据《左传》、《论语》的记载，可知尧时善恶不分，贤愚相混，《尚书·尧典》怎么可以赞美尧"克明俊德"呢？

　　②《尧典序》说尧让帝位给舜，但据孔安国的注、《汲冢琐语》、《山海经》，以及对近代历史的考察，尧让位的说法，"其事难明"，"徒虚语耳"。

　　③《尚书·舜典》说舜巡游时死去。但去处荒凉，又无妃子陪同，考察自古以来君主被废后遭放逐的事实，大概舜死于南方是禹的意思吧。

　　④根据《汲冢书》所载和近代的篡夺之事，伯益被启杀死，形同桓玄篡位未成而被杀。

　　⑤根据《汤誓序》、《逸周书·殷祝》、《墨子》的不同记载，证明《尚书》"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

　　⑥《五经》"称周之盛"和"语殷之败"的说法前后矛盾。根据子贡、班伯、刘向的怀疑，自古所传的桀、纣之罪恶，"将非厚诬者乎？"

　　⑦纣王之子武庚在周朝造反，"考诸名教，生死无惭"，《尚书》怎么可以视其为"丑徒"、"逆党"？

　　⑧《论语》盛赞"周之德"，而根据《尚书》所记，周文王当年为诸侯时就对外征伐，急于称王。看来周文王服事商如同司马氏作魏臣，都是假的。⑨《论语》称赞太伯"至德"，让出王位继承权。根据《吴越春秋》和《春秋》所载，太伯是被迫出走，自残身体。

　　⑩根据《尚书·金滕》、《左传》、《尚书·君奭》的记载，周公违背臣子之礼，权力过大，行迹可疑，并且对兄弟残酷镇压，然而《尚书》却赞扬周公。

　　再看《惑经》篇，其主要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未谕"（不理解），批评后人对《春秋》的五条"虚美"（吹捧）。12　条"未谕"是：①贬低和讥讽的写法不能始终如一，亲手杀死齐、郑、楚国国君的人未记，却记涉嫌于国君之死的晋赵盾、许太子。

　　②对齐、楚国君之死，不记首要凶犯，邾国宫人使国君丧命，却不书"弑"。③掩盖狄人灭卫和晋文公召周天子的事实，"无惭良史也乎？"

　　④鲁哀公两次同吴国会盟都不记载，却记载鲁桓公与戎族会盟。该隐瞒的和不该隐瞒的颠倒了。

　　⑤阳虎叛乱是大事却不记，弓、玉丢失是小事却记，略大存小的记事方法违背惩恶劝善之理。

　　⑥记未正式居君位者均应不避讳。记子般、子野之死未避讳，记恶、视之死却避讳。

　　⑦鲁桓公二年和鲁僖公十年，记国君和臣子被杀均用"弑"，未区分出君与臣的尊卑差别。

　　⑧涉及国君的很丑的大事，隐讳是可以的。但记本国事为何对小事也隐讳。

　　⑨沿袭了旧史记载的错误，褒和贬时宽时严，照抄和改动做法不一。

　　⑩先记许国灭亡，后记许国征伐，舍去中间事件发展过程，使人难以找到头绪。

　　记别国事均凭来告，造成小事来告则记，大事不告就缺载，巨细不均。

　　记别国事不加核实，使得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惑经》篇又指出后人"虚美"《春秋》有5　点：①孔子修《春秋》是依据旧史稍加修饰，对"阙文"、"失次"处，"皆存而不正"。可是司马迁却"虚美"说：夫子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②《春秋》根据虚假来告记事，没能证明宋襄公扣留滕国国君和楚灵王杀郏敖之罪恶，使善恶颠倒。可左丘明却"虚美"说，《春秋》之义为劝善惩恶。

　　③《春秋》对别国篡位弑君的3　件事和鲁国弑君、驱君的7　件事都缺载，使恶人逃脱罪名。可孟子却"虚美"说，《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④《春秋》对时间较远的隐公、桓公时期事记载明显，而对时间较近的定公、哀公时期事记载隐讳，这是为求自身免祸。而孟子称孔子说过，知我者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⑤孔子所处时代，人们用辞委婉，说话隐晦，大概是风气。班固却说：仲尼殁而微言绝。其实不光孔子有微言。

　　通过对上述刘知几所"疑"所"惑"的具体内容一一条列，可以清楚看出：关于"可疑"，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记史不实。如第②、③、④条，尧、舜、禹的"禅让"之事不可靠，等等。二是评价不当。如第①、⑤-⑩条，对尧、汤、文王、太伯、周公的赞美不合实际，对桀、纣、武庚的贬斥有"厚诬"之嫌。

　　关于"未谕"，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书法不一。如第②、⑥、⑦条，"弑"与"杀"字用得不当，不该避讳处却避讳。二是隐讳史实，如第①、③、④、⑧条，隐讳了一些大事，有些不该隐的也隐。三是史料处理不当，如第⑤、⑨-　条，略大存小，沿袭旧史错误，舍略必要史实，史料搜集不广，考核不精。

　　关于"虚美"，批评后人对孔子及《春秋》的五种吹捧，指出孔子作《春秋》，对旧史刊修不力，史料考核不够，记事隐讳。

　　总的看来，《疑古》、《惑经》考察的是史学编纂问题，进而探讨了修史态度；认为儒经所存在的弊病妨碍发挥惩恶劝善作用，这又联系到史学的政治功能问题。刘知几之所以"疑古"、"惑经"，是因为他认为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