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举！

　　在高度评价《通典》总体结构的同时，不少学者却对其用一半篇卷记述礼仪不能够理解，甚至指责为该书的最大缺陷。

　　其实，礼仪从其产生之日始，就是作为人们行为规范、法规和仪式而干预整个社会的。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一方面形成一朝一代的礼仪制度，另方面又因习成风，变为一家一姓的"良风美俗"。从这一意义上讲，礼仪记载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轨迹，既包含有大量维护封建等级、强化封建统治的内容，又容纳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诸多基本方面。

　　《通典》中，《礼》100　卷，历代沿革65　卷、开元礼35　卷，都是依吉、嘉、宾、军、凶五礼进行记述的。在100　卷的开端，杜佑明确写道：礼者，"事天、事地与人"；"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所谓的"天、地唯吉礼"，是指吉礼主要为祭祀天、地之礼，也有部分祭祀祖先的内容。祭祀天、地，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山川草木，所反映的是我们民族古来对自然崇拜的形式。祭礼祖先，当然是对祖先崇拜的形式了。从这中间，可以探得原始宗教的起源、社会作用及其演变。所谓"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是指嘉、宾、军、凶四礼主要记录人事，反映人际关系。嘉礼，包括冠冕、婚嫁以及婚嫁派生出的宗族关系。宾礼，主要记朝聘之礼、宾主之仪。军礼，为命将出征等礼。凶礼，包括各类丧祭制度、各种亲族服制及其所反映的亲族关系。对于这些，杜佑并不是等同对待的。在历代沿革65　卷中，嘉礼18　卷、凶礼27　卷，共45　卷，占70％。就是说，吃饭问题（已详述于《食货》）之外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衣着（冠冕）、婚嫁、宗族、丧葬等，是《通典》考察社会结构时系统记述的重点。

　　婚嫁、家庭、宗族关系，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在古代中国尤为明显。因此，考察婚姻、宗族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杜佑认识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因婚姻而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族服制，

　　①　《通典》卷头语。

　　反映着"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这正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①。透过嘉、凶二礼中大量的记述，不难揭示这种"亲属制度"是如何成为制约当时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

　　至于丧礼和葬礼，更能够反映人们的鬼魂崇拜观念。东晋元帝时，有过一场关于招魂葬的辩论。杜佑在卷一○三"招魂葬仪"条中着重记述了这场争论的起因，各家主要观点。借助这条记载，可知当时关于形神问题的一些片断认识。王裳以"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而依"为由，反对招魂葬。这一"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而依"的观点，虽然不能与160　多年后关于神灭的系统论述相比，但毕竟揭示出古代中国更早的一次涉及形神问题的争论。

　　总之，透过礼仪沿革可以探得古代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整个社会风貌，是杜佑社会结构说的深入和补充，这点很值得引起普遍重视。把握住社会总体结构，再深入地探得种种社会表象的根源，才能够真正认识体制上的积弊，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杜佑所说的从"体要"出发"探政理"、"思理道"的全部含义，也是《通典》全书旨趣之所在！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4　页。

　　（二）《通典》的非古是今杜佑从"体要"的"始终"探究"政理"的旨趣，决定了《通典》是一部"非古是今之书"①。当我们细细品味全书各典时，便会深深感到贯穿其中的是杜佑这样的一段话：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②这显然是服从于"探政理"的需要的。下面，分三个方面侧重考察《通典》书中的"非古是今"的思想。

　　1。古今既异，形势亦殊《通典》考察体制变化，是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开始的。

　　最初，上古人类"不施衣冠"，"未有制度"。其后，才渐为衣裳、作冠缨。即使丧葬，也是逐渐形成制度的："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至于选官、文教乃至疆域伸缩，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轨迹。杜佑在考察了人类初始阶段的基本状况之后，针对"昔贤"不满于现世"浇巧"，大肆美化"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的种种说法，驳斥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昔朴质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古之中华"并非"黄金时代"，与今之周边"夷狄"相类似，有着不少"鄙风弊俗"。显然，这是用历史事实对"非今是古"者的一个有力批驳！

　　在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基础上，《通典》又对一些重大的"体制"问题作出深入考察，看到古今的差异，得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结论。

　　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可谓汉唐之际关涉"体制"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