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盛考察了《通典》一书中杜佑所写论、说、评、议等文字，认为"偶涉经处，每驳去古义，别创新说"②，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反传统的精神。

　　当杜佑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一书之后，更清晰地道出他的思路：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③探寻"理道"，必须注意实效，不取空洞的说教。因此，只能从上千年来施

　　①　上叙杜佑生平，均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③　《玉海》卷五十一引《进理道要诀表》。

　　政的具体内容--礼法刑政入手，从中寻得"匡拯之方"、救弊之道。由此可以明白，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等制度沿革，并非杜佑纂集《通典》的目的，而是其探寻"理道"的手段。把握住这一点，判定《通典》一书的性质才不会本末倒置。由此，即可见《通典》的另一异趣之处。

　　杜佑在《理道要诀》一书自序中，直接表述了他与以往探寻"理道"者的重大区别：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

　　①李文博《理道集》原名《治道集》，后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而改，两《唐书》都著录在子部法家类。其书不存，但《隋书·李文博传》有记载，称其"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且"性长议论"。杜佑强调，自己探寻"理道"（或"政理"）不在议论、规谏，而在"体要"，即以"体要"出发去"探政理"。这里的"体要"二字，与《尚书·毕命》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与荀悦"通达体要，以述《汉纪》"的"体要"二字，内涵都不雷同，这里是指"治政得失"的关键在体制。所谓体制，无疑要包含"礼法刑政"等制度，但实质上又是体现在社会结构之中的。杜佑强调"颇探政理，窃究始终"，表明他要从考察"体要"的"始终"，深入地探寻施政的道理。"体要"的"始终"，也就是施政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通典》不再把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当成规谏对象，而是从施政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为政之道，从而把"探政理"与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注重体制对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比起看重帝王个人作为对社会的影响，显然前者认识更深刻，也更接近本质！尤其是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变革之际，杜佑竟然要从现存体制变化中寻求施政救弊之道，这在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不失为一种创见！

　　"颇详"《通典》"旨趣"的李翰，似乎看到这一点，因而在为《通典》所作序中特别指出，该书"警学者之群迷"处，正是"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杜佑去世后，权德舆为其作《墓志铭》，也充分肯定《通典》"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①。李翰、权德舆是杜佑同时代的人，都感受到了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的现实，因而最能悟出杜佑从已经变化了的体制中探寻施政救弊之道的用心，恰如其分地道出《通典》的旨趣在"致用"，在"经世"（"经邦"）。换句话说，《通典》从"体要"探"政理"，表现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得到了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的！就经世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通典》一书是应当占据重要席位的。因为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何人的思想或哪本书的内容是以"经世""致用"二词联用被评价过的。被誉为"经世""致用"之作的巨著，第一部就是《通典》！3。全新的社会结构说既然儒家经典"多记空言，罕存法制"，历代众贤著论又少"匡拯之方"，杜佑又是如何从"体制"出发来探"政理"的呢？

　　他也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但他的"行教化"并非"循圣人

　　①　《玉海》卷五十一《理道要诀》引。

　　①　详见《唐文粹》卷六十八。

　　之道"，而是提出一套从社会实际出发的主张：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这是从施政实际出发，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有机联系的第一次完整论述。《通典》全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分门别类的："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①这样分门类，依照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次序，分别考察它们的沿革，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新的逻辑结构：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从文化教育到军兵刑罚，最后是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说，可以认为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而且，杜佑按照这种逻辑关系编排全书是十分自觉的，为的是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因而在历史编纂学也是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