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兵，立事可法"②，是一个成功的变革者。商鞅变法之后，杜佑最看重的便是当时的赋税制度的变革。本来，《通典》的卷头语交待得很清楚，"初纂止于天宝之末"，只是"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通典》以"食货为先"，共12　卷。其中，有杜佑长篇议论的仅两处，一处在卷七篇末，一处在卷十二篇末，而涉及天宝以后事的则只有卷七篇末的"论曰"。这篇议论以一半的文字论述了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旧制，改行两税之法。对于旧制的积弊，杜估作出深入考察：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完，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

　　同时，又分析了造成这种积弊的"体制"上的原因：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体制"上的、赋役制度的积弊，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否则，经费将会更加"困竭"，名籍编户越来越少。于是，废弃旧制，实施新法。

　　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

　　减化税法，确定税额，既能避免"征敛多名"，又可防止种种逃避，以保征赋税收入。经初步实施，便收到实际效益：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将建中初年实施两税法置于"要须议论者"之列，并以如此系统的论述写入《通典》书中，正是因为杜佑从当时"施政"实践中体会到了这一税制改革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着眼点仍然是放在"适时"、"拯弊"上的。

　　《通典》纂成之日，两税法已经实施了20　余年，杜佑并未回避它的缺陷。其初，"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不一"。后来，客观条件多所变化："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尽管如此，杜佑从古今对比之中仍然看到这一重大税制改革的历史意义，主张继续实施这一以敛括户口、土地为基础的税法：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税既

　　①　《通典》卷一《田制上》。

　　②　《通典》卷十二"论曰"。

　　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①今天，人们对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变革已不再有岐义了，关于两税法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转变中的历史意义也有充分认识了。但在当时，包括陆贽那样的大政治家都对两税法的实施持否定态度，甚至留恋过时的租庸调制。杜佑的认识何以最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关键在于他具有自觉的"非古是今"的思想，一切从"施政"实际出发，一切都是向前看，因而只要是革除旧制度积弊有成效的变革，有益于改变社会积弊的新制度，都加以"详究"，给予充分肯定。

　　"随时立制，既弊而变"，不但体现了杜佑"非古是今"的思想，也表达出杜佑"经世致用"的思想。《通典》的问世，代表着中唐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的一个发展高峰。

　　①　上引均见《通典》卷七"论曰"。

　　（三）《通典》的历史地位第一节开头已经提到，千余年来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性质认识尚且不一，因而评价它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受到局限。尽管朱熹看到了《通典》"非古是今"的实质，却没有一家思想史涉及《通典》的思想内容。为此，特多费一点笔墨进行考察。

　　1。思想史上的地位历来的思想史论著，对《通典》之前的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所谓"进步历史观"）都有专篇论述，而于其后的柳宗元的历史观更有着高度的评价。下面，就以刘、柳的"进步历史观"为参照系，排比一下三人的见识，从而使读者看清《通典》应该占据的思想史位置。

　　关于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

　　所有肯定刘知几的论著，都引录他的这一观点："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妄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①评价柳宗元，大都引用他的《贞符》中的观点："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②。

　　至于杜佑，前面已经叙及他论分封与郡县时批评李百药"乃称冥数素定"的观点。在论述重大历史事变原因时，杜佑强调："盖是人事，岂谓天时？"③关于历史进化的问题。

　　刘知几从史体、史文等的发展出发，认识到"古今有殊，浇淳不等"，主张"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④。

　　柳宗元则是从"生人有初"考察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变，表达出其历史发展进化的思想认识。

　　相比而